要講中國的經濟制度，我們得把中國的歷史，分為三大時期：有史以前為第一期。有史以後，訖於新室之末，為第二期。自新室亡後至現在，為第三期。自今以後，則將為第四期的開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第一期為亂世，第二期為昇平世，第三期為太平世。這無疑是想把世運逆挽而上，自亂世進入昇平，再進入太平的。然則所謂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們試看，凡先秦諸子，無不認為邃古之世，有一個黃金時代，其後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盡理想，而必有其歷史的背景。《禮記·禮運》所說的大同、小康，大約就是這個思想的背景罷？大同是孔子認為最古的時代，最好的，小康則漸降而劣，再降就入於亂世了。所謂昇平，是想把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進而達於大同，就是所謂太平了，這是無可疑的。然則所謂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時代呢？
人是非勞動不能生存的，而非聯合，則其勞動將歸於無效，且亦無從勞動起，所以《荀子》說人不群則不能勝物（見《王制篇》。勝字讀平聲，作堪字解，即擔當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訓。能勝物，即能擔當得起事情的意思，並非謂與物爭鬥而勝之）。當這時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對物，斷無因物而相爭」的，許多社會學家，都證明原始時代的人，沒有個人觀念。我且無有，尚何有於我之物？所以這時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種東西，我們看起來，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個人所用的器具之類），其實並不是私有，不過不屬於這個人，則無用，所以常常附屬於他罷了。以財產之承襲論，亦是如此（氏族時代，男子的遺物，多傳於男子，女子的遺物，多傳於女子，即由於此）。當這時代，人與人之間，既毫無間隔，如何不和親康樂呢？人類經過原始共產時代、氏族共產時代，以入於家族集產時代，在氏族、家族時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質還很多。孔子所嚮往的大同，無疑的，是在這一個時代以前。今試根據古書，想像其時的情形如下。
這時代，無疑是個農業時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該是不分疆界的，其後則依家族之數，而將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說「男有分，女有歸」），此即所謂井田制度。井田的制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為九區。每區一百畝。中間的一區為公田，其外八區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中間的公田，除去二十畝，以為八家的廬舍（一家得二畝半），還有八十畝，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歸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歸私家。此即所謂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畝田上的收穫，都酌提若干成歸公，則謂之徹法。土田雖有分配，並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還受」和「換主易居」之法（受，謂達到種田的年齡，則受田於公家。還，謂老了，達到無庸種田的年齡，則把田還給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時時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謂「再分配」。三年一換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種）。在所種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個聚居之所，是之謂邑。合九方里的居民，共營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見《札記·雜記》《注》引《王度記》。《公羊》何《注》舉成數，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畝半，合田間廬舍言之，則曰「五畝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間有一所公共的建築，是為「校室」。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種田，冬天則住在邑內。一邑之中，有兩個老年的人做領袖。這兩個領袖，後世的人，用當時的名稱稱呼他，謂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築，在街的兩頭都有門，謂之閭。閭的旁邊，有兩間屋子，謂之塾。當大家要出去種田的時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開了閭門，一個坐在左塾里，一個坐在右塾里，監督著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來時，不帶著薪樵以預備做晚飯，都是要被詰責的。出入的時候，該大家互相照應。所帶的東西輕了，該幫人家分拿些。帶的東西重了，可以分給人家代攜，不必客氣。有年紀、頭髮花白的人，該讓他安逸些，空手走回來。到冬天，則父老在校室里，教訓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則催促人家「緝績」。住在一條巷裡的娘們，聚在一間屋子裡織布，要織到半夜方休。以上所說的，是根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漢書·食貨志》，撮敘其大略。這雖是後來人傳述的話，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還可根據著他，想像一個古代農村社會的輪廓。
農田以外的土地，古人總稱為山澤。農田雖按戶口分配，山澤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據一定的規則，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說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等。田獵的規則，見《禮記·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卝人等官，還是管理此等地方，監督使用的人，必須遵守規則，而且指導他使用的方法的，並不封禁）。
這時候，是無所謂工業的。簡單的器具，人人會造，較繁複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但這等人，絕不是藉此以營利的。這等人的生活資料，是由大家無條件供給他的，而他所製造的器具，也無條件供給大家用。這是後來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內，因系公產，絕無所謂交易。交易只行於異部族之間。不過以剩餘之品，互相交換，絕無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許行所主張的貿易，會簡單到論量不論質（見《孟子·滕文公上篇》）。而《禮記·郊特牲》說：「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言舉行蜡祭之時，不許因之舉行定期貿易）蜡祭是在農功畢後舉行的，年不順成，就沒有剩餘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見其對於社會經濟，影響甚淺。
倘在特別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甚麼必要的東西，那就老實不客氣，可以向人家討，不必要有什麼東西交換。後來國際間的乞糴，即原於此。如其遇見天災人禍，一個部族的損失，實在太大了，自己無力回覆，則諸部族會聚集起來，自動替他填補的。《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國遇到火災，諸侯會於澶淵，以更宋所喪之財（更為繼續之意，即現在的賡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幫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麼事的。《孟子》說：「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滕文公下》）這件事，用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齊桓公會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豈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勞么？然則古代必有代耕的習慣，才會有這傳說。古代國際間有道義的舉動還很多，據此推想，可以說：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間留傳下來的。此即孔子所謂「講信修睦」。
雖然部族和部族之間，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於人的事，總是很少的。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很有規範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災禍，決不會淪於窮困。他們生活的規範，是怎樣呢？《禮記·王制》說：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這在後來，雖然成為冢宰的職責，然其根源，則必是農村固有的規範。不幸而遇到凶年饑饉，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謀節省的。此即所謂凶荒札喪的變禮。在古代，禮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謂禮，都是切於生活的實際規則，並不是什麼虛文。所以《禮記·禮器》說：「年雖大殺，眾不恇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一團體之中，如有老弱殘廢的人，眾人即無條件養活他。《禮記·王制》說：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又說：「喑、聾、跛、躃、斷者（骨節斷的人）、侏儒（體格不及標準。該包括一切發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舊說：看他會做什麼工，就叫他做什麼工。這解釋怕是錯的。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備。說對孤、獨、鰥、寡供給食料，可見對此等殘廢的人，亦供給食料；說對此等殘廢的人，供給器用，可見對孤、獨、鰥、寡亦供給器用。乃古人語法如此。《荀子·王制篇》作「五疾上收而養之」可證。
此等規則都實行了，確可使匹夫、匹婦，無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會內部無甚矛盾之世，我們亦可以相信其曾經實行過的。如此，又何怪後人視其時為黃金時代呢？視古代為黃金時代，不但中國，希臘人也有這樣思想的。物質文明和社會組織，根本是兩件事。講物質文明，後世確是進步了。以社會組織論，斷不能不承認是退步的。
有許多遺迹，的確可使我們相信，在古代財產是公有的。《書經·酒誥篇》說：「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這是周朝在殷朝的舊土，施行酒禁時嚴厲的誥誡。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當此酒禁嚴厲之時，何不在家獨酌？何得還有群飲觸犯禁令的人，致煩在上者之誥誡？然則其所好者，在於飲呢？還是在於群呢？不論什麼事，根深柢固，就難於驟變了。漢時的賜酺，不也是許民群飲么？倘使人之所好，只在於飲而不在於群，賜酺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