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為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為奴隸；其但收取其賦稅的，則為農奴。已見上章。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最嚴重的問題，倒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迹，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所謂國人，其初當系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二）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參看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五十三章白明。上章所講大詢於眾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厲王的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為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襁負而歸之；有行暴政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二）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為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選舉的權利，（五）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參看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兩章自明。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著經濟上的原因了。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為士、農、工、商。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篇》）。《左傳》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屍而舉（荊屍，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為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參看第四十五章自明。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麼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恆為農，則井田制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制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制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製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賣買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制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制度都成為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制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在政治上：則因（一）貴族的驕淫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參看第四十三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為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傳》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作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
奴隸的起源，由於以異族為俘虜。《周官》五隸：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似乎後四者為異族，前一者為罪人。然罪人是後起的。當初本只以異族為奴隸，後來本族有罪的人，亦將他貶人異族群內，當他異族看待，才有以罪人為奴隸的事。參看第四十六章自明。經學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屏諸四夷，不及以政」（謂不使之當徭役。見《禮記·王制》）；古文家言，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盡棄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說的制度較早，初期的奴隸，多數是異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襄公二十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押敵，不邇怨）。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的。《周官》蠻、閩、夷、貉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的源出於異族。女子為奴隸的謂之婢。《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云：「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面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面又有淪為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盡絕。這是關係整個社會制度的了。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作斐豹的，和執政范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為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佔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佔優勝。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制：白天子、公、侯、卿、大夫、土，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榔、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谷貸，猶言食貨。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為。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粟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制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制定的。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為更惡。然而人們，（一）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二）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為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為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用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起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儘力打倒他，把舊秩序回覆。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覆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的。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統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