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國家就出現了。在國家出現之前，人類團結的方法，只靠血緣，其時重要的組織，就是氏族，對內的治理，對外的防禦，都靠著它。世運漸進，血緣相異的人，接觸漸多，人類的組織，遂不復以血統相同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於血統相同的人。於是氏族進而為部落。統治者的資格，非復族長而為酋長。其統治亦兼論地域，開國家領土的先河了。
從氏族變為部落，大概經過這樣的情形。在氏族的內部，因職業的分化，家族漸漸興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潰。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時代，絕對平等，而有貧富之分。財富即是權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漸漸破壞，貧者和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權力統治。其在異氏族之間，則戰鬥甚烈。勝者以敗者為俘虜，使服勞役，是為奴隸。其但徵收其貢賦的，則為農奴。農奴、奴隸和主人之間，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強力鎮壓。因此故，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發生變化。征服氏族的全體，是為平民。其中掌握事權的若干人，形成貴族。貴族中如有一個最高的首領，即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貴族與平民相去近，平民和農奴、奴隸相去遠。其後血統相同的作用漸微，掌握政權與否之關係漸大，則平民與農奴、奴隸相去轉近，而其與貴族相去轉遠（參看下章）。但平民總仍略有參政之權，農奴和奴隸則否。政權的決定，在名義上最後屬於一人的，是為君主政體。屬於較少數人的，是為貴族政體。屬於較多數人的，是為民主政體。這種分類之法，是出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雖與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論古代的政體，則仍覺其適合。
氏族與部落，在實際上，是不易嚴密區分的。因為進化到部落時代，其內部，總還保有若干氏族時代的意味。從理論上言，則其團結，由於血統相同（雖實際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於其團體之內，即亦和血統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統治，亦全本於親族關係的，則為氏族。其不然的，則為部落。因其二者雜糅，不易區別，我們亦可借用《遼史》上的名詞，稱之為部族（見《營衛志》）。至於古代所謂國家，其意義，全和現在不同。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邦和封是一語。封之義為累土。兩個部族交界之處，把土堆高些，以為標識，則謂之封。引申起來，任用何種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謂之封（如掘土為溝，以示疆界，亦可謂之封。故今遼寧省內，有地名溝幫子。幫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涇浜之浜字，亦當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謂之邦。古邦字和國字，意義本各不同。漢高祖名邦，漢人諱邦字，都改作國。於是國字和邦字的意義混淆了。現在古書中有若干國字，本來是當作邦字的。如《詩經》里的「日辟國百里」、「日蹙國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時有贏縮，城郭是不能時時改造的（國與域同從或聲，其初當亦系一語，則國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為兩語了。古書中用國字域字，十之九，意義是不同的）。
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在古書上，亦未嘗無相類的制度。然以大體言之，則君權之在中國，極為發達。君主的第一個資格，是從氏族時代的族長，沿襲而來的，所以古書上總說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則為政治或軍事上之首領。其三則兼為宗教上之首領。所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等（《禮記·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為祭司之權，而《書經》上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權。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長，所以他的繼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長的繼承法。已見前章。在母系社會，則為兄終弟及，在父系社會，則為父死子繼。當其為氏族族長時，無甚權利可爭，而其關係亦小，所以立法並不十分精密。《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說周朝的繼承法，適庶相同則論年，「年鈞以德，德鈞則卜」。兩個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時則甚難，何至辨不出長幼來，而要用德、卜等漫無標準的條件？可見舊法並不甚密。《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姬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春秋》以殷為質家，周為文家），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定得非常嚴密。這是後人因國君的繼承，關係重大而為之補充的，乃系學說而非事實。
周厲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權不屬於一人，和歐洲的貴族政體，最為相像。按《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有君，實權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實際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還是有君的。至於魯昭公出奔，則魯國亦並未立君，季氏對於國政，決不能一人專斷，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見貴族政體，古代亦有其端倪，不過未曾發達而成為一種制度。
至於民主政治，則其遺迹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說：古代是確有這種制度，而後來才破壞掉的。《周官》有大詢於眾庶之法，鄉大夫「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其事項：為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按《左傳》定公八年，衛侯欲叛晉，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公元年，吳召陳懷公，懷公亦朝國人而問，此即所謂詢國危；盤庚要遷都於殷，人民不肯，盤庚「命眾悉造於庭」，反覆曉諭。其言，即今《書經》里的《盤庚篇》。周太王要遷居於岐，「屬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此即所謂詢國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爭立，晉侯使士景伯往問。士伯立於乾祭（城門名），而問於介眾（介眾，大眾）。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納衛侯，衛人亦致眾而問。此即所謂詢立君。可見《周官》之言，系根據古代政治上的習慣，並非理想之談。《書經·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龜，五筮，各佔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凶，亦必系一種會議之法。並非隨意詢問。至於隨意詢問之事，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篇》），以及《管子》所謂嘖室之議等（見《桓公問篇》），似乎不過是周諮博採，並無必從的義務。然其初怕亦不然。野蠻部落，內部和同，無甚矛盾，輿論自極忠實。有大事及疑難之事，會議時竟有須全體通過，然後能行，並無所謂多數決的。然則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竟有如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然明欲毀鄉校之事（見《左傳》襄公三十年）。然在古初，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能不從，又理有可信了。原始的制度，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各方面的利害、衝突既深；政治的性質，亦益複雜，才變而由少數人專斷。這是普遍的現象，無足懷疑的。有人說：中國自古就是專制，國人的政治能力，實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殺史實。有人舉此等民權遺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內部的情形。至於合全國而觀之，則是時正在部族林立之世。從前的史家，率稱統一以前為封建時代，此語頗須斟酌。學術上的用語，不該太拘於文字的初詁。封建二字，原不妨擴而充之，兼包列國並立的事實，不必泥定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