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
電影高遠，霞光萬丈，昨日薄暮時分，大俠金庸翩翩又臨寶島。喜愛金庸小說的舊友和知音，特別趁機和他相聚晤談。初秋夜涼，燈影曳曳，頗有幾分西窗剪燭的意趣。一年不見，大俠風采依舊，健談依舊。滿座佳朋，話題卻總環繞著他，因為總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識和多學。
話題先從他去年看的一齣戲說起。因著那齣戲的的談興，倒引伸出一個大家都很好奇的問題；「同樣是對古代社會的部分反映，民間戲曲是否提供了武俠小說某些素材或張本呢？」
「武俠小說的創作的確是在試圖逼近古代的社會。」金庸先生緩緩說道：「從歷史的資料里，我儘可能地把所接觸到的生活層面包括進去，其中也許還包括文人們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的情懷，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藝術的造型來說，傳統的戲曲和現在的小說中間就差異顯然了。」
「京劇是世界上最豐富亦最艱難的舞台藝術。在表現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說白，還有武功和雜技——當然這已經是十分粗略的說法了。舉目世界，沒有其他的舞台藝術能夠如此面面俱到，歌劇的女高音常是體態臃腫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會有演唱的稟賦或機緣。然而從發展的形式上看，京劇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卻正是和小說難以契合的地方。」說著，他赫然一笑，像是為什麼而抱歉著了：「在過去，舞台的照明設備不健全，音響效果也未必好，臉譜便往往成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條件。演員一登台，善惡分曉、忠奸畢露——而且往往很難將人比較複雜的個性呈現出來，僅止於典型式的劃分。這對反映人生來說，是比較粗糙的。一般說來，京劇或者其他的民間戲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來表現人生，或許它的重心在於歌舞與表演藝術本身的成就。小說則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強調：從民間藝術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麼，間接的啟發和影響於我而言卻是難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見解便是如此謹慎溫婉地娓娓道來，即使在論斷時也一樣：「中國的藝術大約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國畫大師喜歡去看京劇，他們能從舞蹈之中捉摸作畫的靈感，那也許是一根線條，或者一個籠統的輪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鮮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創作的過程當中有時也有類似的體悟，就拿武功來說，當它臻於化境，便自然成為一種藝術了，所以我曾用書畫之道解釋一些招式，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喜歡把一切事物圓融渾化，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罷？甚至將人生哲學也納入藝術或武技之中，這是非常獨特的解釋。」
談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敘說起他的作品《鹿鼎記》，和它的主人公韋小寶。
「寫作這部書時，我經常想起魯迅的《阿Q正傳》所強調的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的意念在中國的確相當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卻不是中國所獨有的。有時走訪國外，我也常發現，幾乎每個地方的人民都有他們精神勝利的方式。所以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索中國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傳統的說法里，道德總是被強調著：忠孝仁愛或者禮義廉恥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惡從人性中孤立出來，再用單純的德國去一一拴套。就事實來說，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中國人一向在艱苦的環境里進行著異常的生存競爭，為了活命和繁衍，會用盡各種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訓相左的。韋小寶這個人物容納了歷史感很強的中國人性格，一方面他重義氣——重義氣這一點恐怕也跟生存環境的艱苦有關；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賭，時時也玩弄一些陰謀詭計。諸如此類，也算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卻也相當真實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問起有關小說中所敘述的奇能異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環境的艱苦？
「我想是的，誠如你所說：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嗎？在傳記小說里曾經出現過這種場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條件欠缺的土地上，這個古老民族如何奮鬥的歷程，所以烹飪終於也發展成一門藝術了。」金庸先生說：「於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
窗外夜風乍起，而那個古老的中國，卻仍舊懸著從武俠，從戲曲，從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燈花般輕輕搖起的玄思里，逼近了來。置身在歷史當中，某些人生態度正從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裡，向現實世界中快樂或痛苦的人們伸展著觸鬚了。它能引起多少記憶或影響呢？
「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係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種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了。現在人何嘗有餘暇玩這些，落一粒子十幾分鐘，一盤棋可以下好幾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發現：麻將比圍棋更流行！」
「但是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啟示。其一是『變』，沈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涵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過的：人世間變化萬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的西方文明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衝突的，慢的妙處在於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裡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體悟人生。」
他從容地點煙，也不忙著吸，然後長長的一截菸灰滾落。他答覆了一些關於個人學佛的問題。
「或許就如同文學一樣，流派紛紛，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隨人的興趣所近，選擇所好。佛學也是如此，具有八萬四千法門，因人的個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徑。」
「在最基本的理論上，佛家經常講『變』，所謂一剎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剎那間即是一變，這當然是象徵性的講法了。透過『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圓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於悲；喜亦不常喜，不止於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出逃於自然的法律，也就註定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這是東方神秘色彩的畫筆么？文學與藝術一旦逼近了這份氤氳，衝突或者挫折或者鬥爭或者勝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麼東方的悲劇情懷又如何藉著文藝形式加以傳遞、感染呢？
金庸先生從頭說起：「簡單地說，希臘的古典悲劇總是強調著『命運』，人受制於它，並與之抗爭，然後遭受到永恆的挫敗。而在中國或者印度的傳統思想中並不是這樣，悲劇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據人的個性而衍發。世事紛壇，人總在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也可能是出於誤會，但是誤會是對是錯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選擇，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確的呢？正確就是一定的嗎？選擇真能歸結於命運嗎？或者還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裡呢？從個性決定的觀點，我個人以為是比較落實一些的。」
他這時深吸了一口煙，說道：「希臘悲劇似乎總是一連串的驚疑和恐怖，觀眾可以眼看著劇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運的牢籠，無法解脫。然而東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卻不是這樣簡化了的。佛家既說『無常』，同時也強調『因緣』。『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動力；『緣』即是其間許許多多的附帶條件，比方說今夜之會吧！我從香港來，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這裡，——這是『因』；諸位今晚也都有空過來談談——這是『緣』，因緣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談命運，不談上帝，積極的地方在於相信某些『緣』是可以由人為控制的。——這是佛家主張『有為』的一種見證。」
那麼，人如何去知道命運，或者知道因和緣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為，以及如何有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知識」在佛家的哲學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就涉及到宗教性與世俗性的分歧的一點上了。」金庸先生說：「越談越玄了，好像？——佛家有兩種看似相互矛盾，實則只是落腳的層面不同的說法。所謂『八正道』，也就是八種落實於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條路就是『正見』：求得正確的知識以及見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強調人的『罪』。卻認為人所犯的錯誤不過是出於『無明』而已，人因為不能求得正確的見解，所以會犯錯。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當人生在世數十年，接受各式各樣的見解和經驗之後，總會有所執著和堅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後的真理，勢必須要拋棄所有的成見，那時知識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見」的語意上，西方的蘇格拉底在論述中也曾有過類似的見解，他也是將人的罪惡、虛偽和錯誤在某種程度上訴諸人的無知，與佛說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識與發展的歷程中，東西方又分別導領出有著相當差異的軌道。金庸先生揮語如行雲，對這個問題作了扼要簡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學傳統里對知識是相當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