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偉大的東西都有魅惑力，哪怕偉大的苦難和偉大的罪惡。我熱愛有魅力的生命，這就是我當初選擇學醫的唯一動機。藝術也崇尚苦難和罪惡，但它設置柵欄，我不喜歡中間的面紗。藝術有點葉公好龍，它在展示苦難和罪惡之後，只具有凈化這一種於人類有益的功能。醫學在飽覽苦難和罪惡的奇觀後，多半能產生根治的良方。
我該認真觀賞一下東升了。支書坯子、要黨票不要命的戈壁灘戰士、片警、勞改犯、同性戀者、低層陰謀家、都市生產隊長、腰纏萬貫的大款、區政協常委，直到今天，東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將來呢？東升將來最終要完成一件什麼樣的雕塑呢？在東升以往的歷史中，沒有清晰可見的主要特徵，每一段都呈現出模糊性和多義性。心理學認為，一個成熟的生命，其行為受一種處在無意識狀態中的心理定式制約。東升的心理定式是什麼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經歷起了主導作用，他將來或許能成就一個政治家，經濟決定政治，已成為一種世界潮流。如果勞改時期積澱的力量佔了上風，東升又會朝何處去呢？東升多舛的命運，是天性使然，還是環境的塑造？
我必須對東升的重要歷史片斷進行梳理。
東升在戈壁灘幾乎用生命換來黨員這個身份那一刻，他心裡在想什麼？他在想張家父輩苦鬥時的艱辛了嗎？他在想張家政權在白鶴庄的固若金湯嗎？東升在那個年代，屬於政治上早熟的一類人。東升他爹這個老牌政治家，在東升踏上西去列車的時候，已經給他打上了鮮明的生命底色。東升走進部隊的目的，只能是一個：入黨。要當支書，必須入黨。
但是，東升還是能選擇別的道路。這得需要環境的塑造。這個時候，軍隊的現狀沒能阻止東升朝自己的理想前進。東升入伍第二年，中蘇在珍寶島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區的實戰演習關係著國家利益，必須要搞。大規模演習前，要搞模擬試驗，看一看戰士的生命極限到底在哪個地方，以便決定中蘇戰爭全面爆發後，部隊從沙漠穿過，迂迴到敵後的行軍路線。東升報名參加小分隊，是在拿生命賭火線入黨。要不，就無法解釋二十年後，東升談起這次死亡行軍時眼睛裡閃爍的恐懼。七天後，他成了八個倖存者中的一員，他贏了。他贏了之後，唯一一個念頭就是儘快回白鶴庄。
東升在白鶴庄生活了四個月，父親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書記職務。此時，東升自小就開始追逐的目標突然消逝了。我認為，他對戈壁灘的恐懼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靈上。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才開始考慮在戈壁灘付出的代價值不值這個問題。老牌農村政治家因為說了一句對林副統帥充滿感情的醉話，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這種殘酷的現實，把他送進一個心理頹廢期。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在這種時期極易走向反面。東升決定來一次脫胎換骨，徹底走出土地，變成一個城裡人。實際上，他是在嘗試學會遺忘。第二年春天，支書坯子張東升去了一個派出所當了片警。這一年，白家在白鶴庄的權力較量中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老支書在一個凄苦的冬日裡含恨而逝，生前，老支書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東升在這個時期，打算要把警察一直當下去，他並沒學會卧薪嘗膽，學會的是談戀愛，追求的是平凡和安靜。父親的結局，給他的啟示是：不能再醉心權力了。二十年後，東升卻說：「我爹死在我手裡，他不該小看我。」我姑且把東升這種補遺當做他在那個時期的一份潛意識檔案看。
緊接著，東升被拋入了另一個軌道。
「趙副局長為他侄兒的事，不該把我朝死里整。周指導員為什麼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來心就是黑的吧。」
我很重視東升重複兩遍的這番話。他的結論重視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忽視了另一個方面。他忽視了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其實，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問為什麼的。鐵路局醫院外科醫生扒兒媳內褲要化驗精液，恐怕不能問為什麼。兒媳婦偷人，兒子不急，老子急，為什麼？這恐怕也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問題是這個場面恰恰讓穿著警服的張東升看見了。張東升沒問為什麼，直截了當對那個挨打的女人說：「你打他不過，你爹，你哥，你弟弟呢？」
問題是這女人照著張東升的話做了，驚動了派出所。這起民事糾紛的問詢筆錄上，記下了女人這樣一句話：「張片警要我找人打他的。」
女人這句供詞本來傷不了張東升一根汗毛。
偶然事件發生了。張東升這一段經歷中，充滿了偶然事件。
一個月後，趙副局長的內侄與人發生爭執，先動了刀子，案子恰恰出在東升管轄區。本來，這件事可以把張東升推到趙副局長親信的位置上。他只用在審訊筆錄上做點文章，很容易能達到這一目的。趙副局長確實給了東升這個機會，當面塞給張東升一個紙條。張東升看後，隨手把紙團扔進了廢紙簍。這一行為並不構成對趙副局長的傷害，甚至可以解釋為張東升在銷毀罪證。中午，張東升在一個同事家裡喝了幾杯酒後，去審了這個案子。他記著趙副局長的條子，放了一個姓趙的，寫了「拘留十五天」的處理意見。偶然的事發生了，張東升忘了內侄外侄的區別，而與趙副局長鬥毆的青年恰好又姓趙。這樣，張東升的一系列行為就構成了對趙副局長的傷害。
必然結果出現了。一個星期後，外科醫生好端端地，卻住進了醫院，那件民事糾紛變成了刑事案件。審理的結果，張東升成了主犯。兩個月後，他被判三年徒刑，卻被關押進一座重要罪犯監獄。
三年後，東升出了獄，發現自己的城市戶口已不再存在。他又回到了白鶴庄。
一個警察和一群殺人搶劫犯住進同一個號子，所受的待遇可以想見。我有個病人，是個刑滿釋放犯，他家裡人介紹說，他出獄後，幾次回到監獄附近，後來就有了重新犯罪的行為。經過半個月的治療，我發現他是一個受虐狂。在監獄裡，他挨了五年打，出獄後，與苦難有了距離，他透過這段距離，發現了苦難的誘惑。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已經無法抗拒這種誘惑了。我對他的病毫無辦法，當我知道他小時候很懼怕他父親這一歷史後，我約見了那位已經年邁的父親，希望他能重新建立他的權威。半年後，這位病人自殺了。做父親的在一次盛怒下，用木棍打斷了病人的一條腿，因這次失手，父親再沒動兒子一根指頭，病人無法再次挑起父親的憤怒，他選擇了死亡。正因為這樣，我並沒有追問東升在監獄裡的詳細情況。他對這一段生活講得極少。在這極簡約的講述中，他重複了這樣一個細節：開始的半年，他靠馬桶睡，每天負責倒馬桶，每天晚上，獄頭罰他把頭插進尿桶倒立，唱完三首歌才准睡覺。東升自殺未遂後，管理人員才把他換了一間牢房。
我已經注意到這段生活對東升產生的重大影響。東升在以上幾個階段的轉變，都是急風暴雨式的，每一次打擊，都足以改變他人生的道路。老支書死後，東升的酋長夢從理論上說已經徹底破碎了，再經過不堪回首的三年牢獄的磨練，東升應該變得安於現狀了。事實上，東升卻以百倍的狂熱投入到白鶴庄的權力爭奪中。這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理。東升的天性，東升所受的環境的影響，把他推到了一個帶有攻擊性的人群。
這段時間，我給東升通了幾次電話，他的農民娛樂城項目一路綠燈被批准了，只等第一期款子到了他的帳上，就可以動工。我為東升感到高興，平心而論，我寧願看到東升能通過自我調節，把苦難帶來的心理痼疾變成一截永不發炎的盲腸。我不希望他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一份新的證明材料。右派作家後來表現出的觀淫癖，在我看來是他在漫長的二十年里性壓抑積澱的結果。他的病已成為不治之症，因為他已經過早地在生理上喪失了男性的功能，心理虧空被放大了。在和這位作家的誘髮式交談中，我曾指出，他錯過了一個歷史性機遇，沒能充分重視他聲名鵲起那段時間和一個年齡上可以作他女兒的青年女作家的戀情。我曾經用一個月時間，反覆研讀了這位女作家失戀後發表的大量的作品，發現她也有病。
有很多次，我真想中止這種研究。我發現，進入的愈深，我就愈痛苦。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各個行業的最優秀的代表。正因為他們的優秀，他們看到了社會的不完整性，看到了人性的弱點，看見了法律的漏洞，他們都是行動者。
過了近一個月，小李子突然來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開奠基禮了？」
「不是的。桑老師，下午打了起來，郝院長要告狀，張隊長要我接你過去討個主意。」
我顧不得收拾案頭的病歷，急忙跟著小李子下了樓。
東升一個人悶坐在辦公室里抽煙，看見我進來，踩了煙頭罵了起來：「銀行這些王八蛋，貴賤只給兩百萬，加上我的家底，這大樓也只能蓋成一小半。我去找市長，市長說如果這個項目基本上由國家投資，就沒多大意思，銀行答應給兩百萬，已經破例了。他讓我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