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挫敗，不僅使清廷顏面掃地，民族自信心盡失；戰後的割地、賠款更使中國從此成了列強的俎上肉，變法圖強的主張乃在知識界中日益高漲。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的中國，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種勢力互相激蕩的情形下，傳統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產生了激烈的變化。
中國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從海上到陸上戰敗，產生了嚴重反響。中國作戰的目的在保持朝鮮為屬國，經此一戰，這局勢已失去而再不復返。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因此割讓與戰勝國。戰敗賠款銀2億兩是一種極難承受的財政負擔。中國向日本商業上的讓步除了向歐美國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國城市開設工廠的條款，寫入馬關條約。當然，因為最惠國的規定，這特權也為其他國家分享。總算有了俄、法、德三國干涉，遼東半島的割讓未成事實，由中國再加添賠款3000萬兩算數，可是沙皇的政府僅候3年即提出整個半島租與俄國25年的要求。從此之後這地區落入俄國手中，又從日俄戰爭之後轉交日本，第二次大戰之後再度由前蘇聯掌握，直到1955年中國才收回主權，至此前後已60年。
被日本打敗，中國感到深恥奇辱。中國過去曾和日本作戰，可是未曾認為日本人是優勢的對頭。不用說，種族優越感雙方都無從避免，這也是1894年戰爭起因之一。此時尚未及注意的一點是，一個國家之現代化，主要是以商業組織之原理加於國事之上，因之公眾事務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異途而同歸，所增加之效率，使這國家的功能提高。所產生的機動能力與品格無關。日本在德川幕府後期本來已朝此方向發展，與中國無法分類的大多數農民相比，顯然效率要高，此中差異也在戰場上表現無餘。
在兩個世紀相交之際，世界上遍處展開的人種主義達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熱烈的發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了他的解說。日人愛國而好戰，好像比懶惰而無氣息的中國人要強得多。伊藤博文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確切的掌握著機會報復。過去中國不少作家筆下提及日本時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輕蔑字眼寫出。李鴻章及中國的高級官員受勝者粗魯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這深恥奇辱使中國群眾的反響注入相反之極端。一派主張接受日本人之優越，應聘請伊藤為中國首相。另一派主張不承認和約。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不妨分作數份，贈予沙俄和其他國家作為報酬，只要他們向日本交兵。雖說李鴻章沒有採取後說，他已受這說法影響。他於1896年與俄國外務大臣簽定密約，西方稱為李與羅拔諾甫條約（Li-Lobanov Treaty），所給帝俄的讓步，包括修築中東鐵路貫穿滿洲北部。謠傳俄方曾以豐厚賄賂酬答李鴻章簽定比約。
這戰敗給中國當前最大的困難仍在賠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決問題。願意向中國放貸的大有人在。可是他們每一個代表一個外國政府，他們的目的，在以中國海關關稅和內地工礦的權利作為貸款的保障。中日戰爭之前中國所負外債不多。茲後中國行政完全被外國銀行團把持。凡出口進口之關稅，鹽稅之收入，以及內地之轉口，同為外債之抵押品。此後因修築鐵路也涉及外債，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國進人民國時代後基本上未有更變。也因為對關稅收入的處理，孫中山與西方各國爭執，才決定與蘇聯聯合。
回頭再敘19世紀。1898年為諸事紛至沓來之際。英法德俄日五國都於此時在中國構成勢力圈。如果中國任何行省劃入某一國家之勢力範圍，中國必須申明此省永遠不割與其他國家。當中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給享有勢力范國的國家，租用期間為99年。中國不得在內外設防，也不得派兵進入附近地區，通常以15英里為度。此外，列強也在省內獨享鐵路工礦和敷設電訊的權利。要是中國本身在省內營建此類工程，則不得由第三國投資，也不得僱用其他國家的工程師。當中此類的條件有由外強以最後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時內承允的例子。這情形使孫中山稱中國為次殖民地，亦即低於一般的殖民地，他們與中國不同，只服侍一個主子。當世紀之交中國受著列強壓迫，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899年及1900年兩次提出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對中國很少實際裨益。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從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頒發了200多件詔令與批示，宣稱政府之組織必須改造，預算將要編製，海陸軍將要現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組織也要改組，所有農工商業一併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標準。如果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龍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則中國應當立即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可是這西化之決心以與西方習慣相反的姿勢提出。「百日維新」如傳統以意志力事，並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則。這種辦法相信一項工作由皇帝詔令宣布，即等於工作已實際完成。
維新人士並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們還是做了。103天之後，全部運動突然終止，皇帝被軟禁，終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維新人士被處死刑，兩個最顯著的領導人亡命海外，又有約40個官員被革職。
光緒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與老醇親王的兒子。醇親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兒子。堂兄同治皇帝於1874年無嗣而終的時候，光緒才3歲。被意志堅強而好賣弄權力之慈禧指定為皇嗣而繼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禧未曾放棄她為事實上的國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簾聽政，也仍在幕後攬握大權。利用親信大學士和宦官與廷臣聯繫。在這朝代進入暮期之際，凡是滿清的總督等重臣及海陸軍高級將領要不與這後門發生關係，則官位難保。
光緒帝頗為明智，也容易動感情，他看到一本說得剴切的奏呈，就會流淚。以這位有志改造一個龐大國家命運的君主而言，他在宮廷里幽居的生活與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機會執行本身決策，都可算作嚴重缺陷。他維新的贊助人為康有為和梁啟超，同為廣東省人。康是古典學者，擅於使用古籍里利於改革的文字推陳出新，翻作今朝之標榜。梁比較趨向實用主義，他的文字流暢而有普及性，所敘也不只古典。在1898年之前，他們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們以普及新式教育為論壇，曾組織會議，到處演講，發行期刊，捐募款項以貫徹這宗旨。也有西方傳教士贊助，使這運動傳播甚廣。如果自強運動可稱為造船制炮的改革，則百日維新不妨稱為編預算寫憲法的改革，雖說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們的志向超過目前之規劃。
慈禧深切注意侄兒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間之內沒有直接干預。一個使她採取行動之近因似與人事有關。當皇帝一貫的排擠反對維新的人物而提拔親信的時候，新舊兩派之衝突終不可免。也因此觸發了滿漢大臣的互相嫉妒。據說皇帝將接見伊藤博文，可能被勸說遊覽日本，成了一時的警報。最後導至政變之原因為皇帝召見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密商，不通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後者為滿洲人，也是大後親信。
在這裡我們要相信袁世凱數年後給《倫敦泰晤士報》的談話，他在這裡提出：他出賣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謀殺太后，事實上她也是皇帝之養母。或者我們應當相信《上海字林西報》和《申報》的報道，內中提及光緒密令袁世凱向御躬保駕。事實之發展則是袁世凱成了告密人，他出賣了皇帝和維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榮祿一邊。慈禧突然由頤和園回到北京宮內時，維新人士的計謀為之挫折。他們被整肅，有關國事的政令全部作廢而恢複百日維新前的情形，光緒皇帝和他的親信要付出前後行動和秘密交往之代價。
提到目下歷史之題材，作者別無他法，在敘述時不得不循照以前歷史家之鋪陳，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讀者，在解釋以上情事時，前人之論點大體已失去用場。因為他們批判以上事迹時，缺乏今人眼見之縱深，是以強調當事人物之人身關係，而低估組織與結構上的原因。百日維新使全部武職人員震驚，他們的官銜職位由八旗綠營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體文官失色，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和朱熹的註解，由科場發跡。這點，以前的歷史家也重視。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講出：他們不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實上他們也代表著這帝國和中國社會組織的邏輯。幾百年來中國倚賴一種世襲的武職人員，他們在技術上的教養不深，也倚賴一個以文字見長的官僚機構，他們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成了這永久組織的磐石。這樣的安排不斤斤計較技術上之進步，只圖贏得社會的安定，因之構成了全國的均勻一致，使帝國無可動搖。如果將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則全國的組織也將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難處是，若不宣告此類組織遲早必須更換，就無庸談及改革。
百日維新失敗，光緒被批評為猶疑膽怯。可是沒有歷史上的證據可以解說他有別路可走。他因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