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東征西討，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軍隊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如何經營這個雄跨歐亞的大帝國，忽必烈及其繼承者仍是以「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這個國家，重武功而輕文治，以至於制度無法上軌道，改革也無法落實。90年後，這個中國史上空前的大帝國被明朝取代，中國歷史開始新的階段——第三帝國。
在旅遊尚未成為一種有組織的事業之前，馬可·波羅就已成了超級的旅遊者。他前往中國既沒有作買賣營利的打算，也缺乏傳教士拯救眾生的虔誠。只因好奇心發動，就使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大井眼界。根據當日的標準看來，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紀錄，已經牽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縱是他輕易地接受傳說，本人又喜歡誇張，可是他以親身經驗道出，就自然地打動了其他人的興緻，而使他們也欣然欲住了。他經常在書中提到：「你不親眼看到無法置信」，這樣不斷地挑逗讀者，也使他們必須將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賞遠方異域的各種離奇古怪的事物。
他書中的一代偉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年輕的馬可進出忽必烈朝廷之際，元朝的水師正集結準備於公元1279年殲滅南宋的殘餘艦隊。此戰役結束，「大可汗」成為全中國唯一的統治者，這是以前異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從此元朝創業之主和威尼斯之來客彼此以禮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關係。馬可·波羅從此仕元，他承應了大可汗之各種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義之情報。
馬可·波羅稱中國為Cathay；南方的中國人為「蠻子」（manzi）。北京則成了「堪巴祿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謂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國人通稱杭州為「行在」，馬可·波羅稍一調整則成Quinsay。
這位歐洲來訪者視中國之紙幣為一大奇聞。石綿則出自高山之間，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樹木之纖維」，然後「用作布巾」。煤則為「一種石塊，燃燒時有如木材」，從山上采出，燒之生熱。
從馬可·波羅的紀錄中，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觀察忽必烈這個人。顯然的，他作為一個領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當機警。其志在戰勝攻取，可是卻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滿足。他多少將宗教當作一種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為他統治帝國的凝固力，以增進團結；也可以被反利用為一種顛覆破壞的號召力，足以使之解體。所以他對各宗派的容忍，視其對自己施政方略的影響而有差異。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開明專制具有好感；可是應當批評時他也從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說：「很多心存不軌的人，經常有謀反的趨向。」在另一處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國人都厭惡大可汗的政體，因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長多為韃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們視中國人如奴隸，使他們無法容忍。」讀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遺傳的權利凌駕於中國之上的辦法沒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來控制。於是他對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將權力擺在韃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裡。這些人附屬於他皇室之中，忠於職守地對他服務，（其他的）外國人也是如此。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勢中的優越地位，在歷史中可算獨一無二。其人口只有100萬左右，他們的武功卻使歐亞大陸幾乎全在他們操縱之中，以至東西極端所倖存的地方極為有限。由於家族間的團結，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勞性格，於是蒙古人有極優異的兵員。以前契丹之遼和女真之金已經將騎兵大兵團的戰術充分發揮。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更將其擴張至極致而所向披靡。他們的部隊極守紀律，並以風馳電掣的速率行動，作戰計畫也周詳完備。各騎士必要時可以倚賴他們牝馬的乳汁為生，支持上好幾天，甚至幾星期。心理作戰被廣泛利用，例如讓難民經行於隊伍之前，散布謠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膽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給以殘忍的暴行和放縱的破壞。被征服的民眾中若有軍事和技術才能的人經常盡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達這個回教國時，有一中國將領參加，中國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擲燃燒彈。10年之後他進攻襄陽樊城時，忽必烈召用兩個波斯工兵設計能投擲150磅大石塊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於公元1227年攻西夏時身故。他的帝國分作四部分：金帳汗國（Golden Horde）包括俄羅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輔（Kiev）在內；波斯汗國所轄自阿富汗邊疆及於伊拉克邊疆；另一汗國在兩者之間而向東延伸，概括今日蘇聯中亞地帶與中國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權統轄以上三個汗國。他自己的領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帶，南達中國海之海濱。當日這不過是一個憧憬中的遠景，直到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征服者死後50年，才成為事實。
根據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選舉產生。忽必烈取得這地位並未經過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稱大可汗，在爭奪名位時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人將此名譯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對兄長不忠順之意）兵戎相見。獲勝後，他仍須對付中亞地區蒙古領袖所組織的聯盟，他們是由從兄海都（Kaidu）率領，堅稱維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兩方衝突仍未停息。雖說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擋了游牧民族，使中國不受其蹂躪。只是如此大可汗統領各汗國的權力也就名實俱亡了。在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專註於中國，企圖壟斷東亞。公元1271年，他在漢臣慫恿之下，創建了元朝。上章已說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毀，至此他才成為中國式天子。
很多歷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遠征日本出師不利，因為這戰役也產生了日本「神風」的傳說。元朝對日用兵兩次。1274年的遠征（當時南宋尚未完全滅亡），朝鮮被用作跳板，聯合艦隊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隻，上載蒙古與朝鮮兵員25000人。在佔領了沿岸幾個小島之後，他們在11月20日於九州博多灣登陸。日本軍在完成防禦工事之後等展援軍的來臨。當天戰事勝負未決，是夜會風掃境；當蒙古人決心後撤時秩序大亂，據朝鮮方面的紀錄所載，淹沒于海中者達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遠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後，兵力增大數倍。北方的進攻部隊有蒙古和朝鮮部隊40000人，船隻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線前進；南方軍由宋降將范文虎率領，有大小船隻3500艘，載兵10萬，由浙江舟山島起航。規模之大，是當時歷史上所僅有，這紀錄直到最後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遠征一樣，沿海的島嶼，不費力地佔領，部隊在博多灣登陸成功。只是在兩次戰役之間，日本人已在海灘一帶構築了一線石牆，阻礙蒙古騎兵的行動，於是遠征軍少有進展。戰鬥自6月持續到7月，仍無決定性的突破。8月間又有颱風來臨，船舶覆沒數百艘。海陸軍將領連范文虎在內率領巨艦逃脫，淹沒的軍士難以計數。陸上殘存部隊則被日軍在灘頭拘捕集體斬首。今日國多灣的「元冠冢」即顯示了「神風」的裁判。朝鮮方面稱，損失數在參加者半數以上而略強，中國與蒙古的死亡人數無紀錄。日本方面的記載指出：蒙古輕騎兵不能發生力量，而中國軍則裝備低劣，士氣消沉。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慘敗，忽必烈極度的憤怒，於是準備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各項準備在二次失敗之後不久開始進行，造船的工作及於全中國沿海，北至朝鮮半島，中經渤海灣及今日中國之東北，商船也被徵用，供應物品則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盜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職以便往日本戴罪圖功。公元1285年由長江下游運往朝鮮之米100萬石，表示大軍的出動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語令，將所有的準備全部放棄。《元史》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雖說所稱符合情理，可是如此聲張又自承以前之錯誤和目下弱點，忽必烈發出這種指令時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
從歷史的眼光看來，蒙古人的挫敗證明了在現代科技發展之前，極難使一陸上強國同時也成為海上強國。要維持一個大艦隊又要承當其損失，使付出之代價過於龐大。因為海上冒險要強迫大量人民往與他們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進出。當準備第三次遠征時，忽必烈已感到綏靖安南和緬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遠征軍雖然登陸成功卻在土人反攻時，受挫折死傷慘重。這樣看來在忽必烈的晚年，這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陸上強國已到了它發展擴充的極限。
中國人常說蒙古人在馬背上得天下，也企圖在馬背上治理天下，這種批評有事實的根據。可是要是說成吉思汗之子孫完全忽略經理上的問題，則與情況相左了。比如說忽必烈就花費一生不少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