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王莽篡位的短暫混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農民作亂與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下中興了漢帝國。為了調和各方的利害衝突，使彼此都能和諧並存，他極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使東漢瀰漫著一股維持現狀的政治哲學，然而豪強兼并的事實終究不是意識型態所能消弭的。終於，在黨錮之禍後，衝突的各方將漢帝國推向敗亡的命運。
寫宏觀歷史，有一點不妙的地方，則是作者總是經常與戰爭結不解緣。如果筆下的題材是近千年歐洲，則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戰役之後，立即接下來講十字軍東征，隨後又有百年戰爭、薔薇花戰爭，而且宗教戰爭之後還未鬆氣，又有現代民族戰爭的登場。大概人類天性如是，歷史上重要的轉圜之點，總是避免不了武裝衝突，於是史家也別無選擇餘地。中國的歷史自不能例外，可是這當中也有不同之處。有如中國變亂時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處來得長久。例如漢朝之前漢及後漢，各為時約200年，幾乎與美國全部歷史等量齊觀。因之我們大可以在提到流血爭鬥之後，環顧其他的各方面。
在這一段偃武修文時代里，文化上和物質生活的進步極為可觀。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趨普遍。中國以國家為主提倡教育，始自漢朝。所謂大學，實為國立大學，為武帝所創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間業已有學生3000人。當王莽為攝政時，據說所建的太學有宿舍萬間，足以容納同數的學生，這一數字或許有些誇大。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和他的智囊鄧禹都是當時太學生。他們另一位同學張充早逝，皇帝訪問不遇，即聘他的孫子張浦為太子教師。而且劉秀帳下高級將領有六七人在當時都具有學術的名望，可見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後漢第二位君主明帝劉庄在洛陽的明堂講解《尚書》，據說「萬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聽眾。公元2世紀內，太學已擁有240棟建築物，內有房舍1850間。而到這個世紀中期，大學生總數共達3萬人，不過史籍沒有說明這些學生是否全部在學，或者當中有些可能只領有如此的頭銜。同時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有名望的學者普遍有學生500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學生3000人。
學生人數的規模或可做為天下太平的一項指標。據說紙張在公元105年已經出現，可是其後很長一段時間，經典仍以絲綢抄寫，其用費必多。而如此眾多的讀書人，他們遊學的旅費和生活費也必賴財富集中才能支持。西曆的公元前後，西安已是個擁有25萬居民的大城市，洛陽居其次，也有近20萬人。
誠然令人感到遺憾，當日這些大都會的雄偉建築，至今已蕩然無存。中國缺乏像雅典的帕特農神殿或羅馬的競技場足以在觀光客面前炫耀。也沒有哥特式的教堂或中世紀歐洲的同業公會建築。中國古代的建築多是木造的，早經焚毀。所幸最近考古的發現可以提供當日大都市宏偉設計的梗概。例如西安城牆上之城門，每個有3個涵洞平行排列。車輪之痕迹證明每個涵洞寬足以容4輛馬車同時通行。一所舉行儀典之禮堂的基礎，顯示著當時的建築師並不特彆強調高度，卻在平面的尺度上用功夫，以對稱與均衡來達到設計之雍容。其注重幾何圖案上的調和，可見得他們之崇信自然法規，基本上和英國索爾茲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nge）之觀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則顯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國方面的建築，經常以不同的房舍成為一個集團，中有階梯，而以一個圓溝環繞著。
漢代的青銅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補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漢代的學者更因墳墓內浮雕之出土而大開眼界。這些磚石上之雕刻原為供死者欣賞之用，它們埋在葬穴，面對棺槨。令人驚訝的是，畫像內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贖罪等宗教性題材。而是以歷史事迹、奇異的傳說、傳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題材。當中日常生活一項對我們最有價值，它提供了最確切可靠的漢代社會史資料，使我們對漢代的社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由畫像磚上可以看到，當時高層人士穿著長袖的袍服，普遍穿戴頭巾。無論舉行宴會、演奏樂器，或是作案上遊戲和講解經史，都是席地而坐。來往時通常用一種雙座馬車。漁獵仍為高級人士消遣的場合，劇院不曾出現，可是以歌舞取樂卻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雜耍者和魔術家相娛。有些當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興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時則穿著類似睡衣的寬鬆褐杉和犢鼻褲（短褲），偶爾還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戶）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但是種田時需要鄰里的合作。主要的農作物為米麥及稷黍。婦女以蠶桑為常業。儘管東漢時政府已取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生產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商業活動主要是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與20世紀內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沒有提及的，則是貧窮的跡象仍極普遍。漢代君主不時發出詔令，提到水旱災荒。窮困之家不免將家人出賣為奴。多數奴隸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對國家經濟無特殊貢獻。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漢代奴隸不及全人口1％。
隨著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于越南之東京灣。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約50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並注有年份，相當於公元4年。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於公元前2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事實上，中國在公元73年和89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凌加壓力於游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有些歷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歷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對後漢財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只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公元前139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雖說這目的並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歷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1000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於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里的綠洲國家心嚮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沖一浪，將大漢聲威推抵裏海。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25000人，有次竟號稱7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從長期的歷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跡長期在歷史上留駐。由於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內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後流傳於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紀便已存在。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財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並加以補救的問題。只因今日我們站在歷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適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他雖出於帝裔，只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劉秀年輕時以長於農業上之經營著稱。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穀米。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當時並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將私人財產權徹底明確的划出，並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確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於人事，也見於自然現象。由於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