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馬俑的逼真、龐大，反映了要構思和完成如此的工程，非有創意上豐富的溝通和技術上充分的合作，否則絕對無法達成的；同時也印證了史書上所說戰國時代高度的動員水平，和百家爭鳴的景況。它的出土，正為秦帝國之所以能統一天下，提供若干重要線索。
中外學者應當對臨潼縣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表示謝意。也算是運氣好，1974的春天，他們將埋在黃土地下20尺達2200年保衛秦始皇陵寢的陶制軍隊開掘出土。縱使這一發現不能解答歷史學家關於中國天下統一的一動問題，至少在極關重要之處，提供了線索。最重要的乃是這些證據顯示中國的歷史性格與世界其他各處之初期文明迥然不同。
在成文的歷史記載里，秦王室的祖先按照「誰生誰」的程序一連串的記載著，有如《聖經》中的「舊約」。及至戰國之際，這些記載開始引入新奇的事迹。他的「肖像」也好像出自諷刺畫家之下，作者必先有一種「鷹眈」的觀念，才把上唇畫如鳥嘴。大歷史家司馬遷在始皇后約10O年著書，他所提供始皇的出身如下：在公元前約250年有秦國公子按照當日的習慣，到趙王的宮廷內為人質，以保證兩國停戰協定不被侵犯。雖然如此，兩國邊界的軍事衝突卻仍斷續發生。因之公子缺乏安全感，他不過是秦國太子20多個兒子中之一人，也就無從被本國重視。富商呂不韋發現這情形可以從中使耍伎倆，恰巧這時候秦太子將他寵愛的姬妾升為太子妃，她雖有權勢而膝下無子。呂不韋首先以恭維的言辭和貴重的禮物交結於作為人質的公子。接著以公子私人代表的身份，遊歷秦廷，更大肆張羅，輕辭重幣地打開門面。他說服了太子妃，她要是需要保障來日之安全，不如以在趙國作人質的公子為己子，他既為人忠厚，又不預聞秦廷的政治糾紛。這謀劃成功後，為人忽視的公子日後回國恰逢秦王去世，秦太子立為秦王，昔之人質終成為了太子。
故事的當中，尚有一段奧妙：王子在趙國時邂逅了呂不韋一位貌美善舞的姬妾。呂慷慨地將她奉送，王子驚喜之餘沒有發覺她已經懷孕。一年之內她為王子生子，又十三年之後，這來歷不明的王子立為秦王。又二十五年之後他成為統一中國的秦始皇。他的親父富商呂不韋也在朝中為相，直到以後失勢身敗而止。
中國在公元前221年的統一，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毫無疑問的，此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以上人物在特殊環境里出現，也不過是風雲際會。本書以上幾章業已提及，幕後天侯、地理、人事的因素早已醞釀了好幾個世紀。將周朝的封建革新而由一個國王通過官僚機構直接統率全民，井非秦所特創，況且贏秦尚不是改制的先鋒。可是其他國家尚在片面改革之際，秦國則實行全面的翻新。其方案不容通融假借，其執行步驟包括貴族被廢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職，井田制度一體取消，土地得以自由買賣，土地稅按畝徵收，士兵按徵兵的程序入伍。國家又提倡農桑而貶斥其他各業，以求全國普遍的豐衣足食。從史書里看來秦始皇即位之前約100年，以上的政策都已付諸實施。這種體制著重中央集權，能使境內人民保持一種集體性格，稱之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並不為過。
秦國是一個以警察權為主的國家。它與現代集權國家的重要區別是後者將一個業已多元化的社會扭轉回去以遂行其狹義之目的。贏秦則不待社會多元化，先已構成集權體制，此外秦之集權亦無國家主義的徵象。雖說這個國家以征服其他國家為職志，其所擬之消滅者僅是對方的王室與貴族，秦王本身的重要卿相，卻全屬客籍，即統一天下之後亦然。秦之記錄里看不出人民因原有國籍而受親疏歧視的待遇。
秦之體制既成流線型，法家思想即構成其意識形態。雖然它站在人性為惡的立場，可是也認為人類的可以集體為善。這種信條與19世紀德國歷史家特萊澈克（Henrch voschke）的理論，極為接近。也因它的「現代」色彩，中國法家有時令西方讀者傾折。他們的法治觀念不為傳統習慣、古代特權、流行的道德觀念、家人親疏，或甚至惻隱之心所左右。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必為成文法，必須詳盡而無疑義地寫出，而且不打折扣、不分畛域地強制實施。因為他們站在唯物的立場，又以國家之富強為不二法門，因之無從創製西方式的民法。只是在基督尚未出生之前數百年，他們即在鼓吹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這必在當日人士之心目中造成一種平等的觀感。法家也自認為承奉自然法規，他們以為法律一經公布，從此君王有如車軸，不動而能行，百官則如車之輻條，隨著車輪運轉。以今後兩千年中國官僚政治的作風看來，這樣的擬寓不能算是全不正確。
概括言之，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在當日不失為一種成就，可是中國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從外表形式看來，在基督之前有了這些設施，國家的機構便形成流線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無從成長發展，以日後標準看來尤其如此。直到最近中國仍缺乏一種司法體系，具有實力及獨立性格一如西方，其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離家族觀念，將法律與情感及紀律混淆，法家之法實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則一無可取。
古代歷史家更指出，秦國與他國竟爭統治中國時得到地理之便。它的東方為山川所阻塞，秦人可以開關迎敵，對方卻無法來去自由地出入秦境。秦之西南的土著文化程度低，可以任意吸收吞併。戰國之爭雄，以統一為最後目標，外圍之雄著重長久之計，必較中央諸國佔優勢，因中央諸國不斷的為彼此間的糾紛、齟齬、陰謀、伎倆所眩惑也。直到最後幾十年內各國要對付秦的攻勢，才圖謀互相結盟。一般很少提及，秦國實際上得到經濟落後的好處。經濟落後才能強調農業一元，動員起來，專一雷同，內部的凝聚力也強。這時期仍是以數量取勝的時期，軍事技術大致在平衡狀態，沒有一個交戰國因為質量上的優勢而使戰局改觀。
秦始皇帝的功業與他的先驅者所採取的策略相同。標準戰法為不斷地蠶食敵土，繼之以武裝移民。秦國的戰略家要求有潛勢之對方將邊界上重要的防禦工事和堡壘銷毀。有時毫不猶疑地屠殺敵境壯丁，以減低其作戰能力。外交攻勢著重於摧毀敵國間的聯絡，使他們的抵抗軟化。多數情形下，秦軍多在敵境作戰，而保持秦地的完整。我們相信秦軍經常讓部隊就地徵發以取糧於敵。秦始皇登極之後，好幾次天災流行，而秦軍也趁機發展。公元前244年曾有飢謹，次年蝗蟲為患於中國西部。公元前235年旱災，公元前230年及228年饑荒又見於紀錄。然則始皇的戰功也算顯赫，統一之前10年內，敵對的6個國王中有5個成為戰俘，另一個投降。所有國都全被佔領，最後秦軍入燕以威脅齊國北方的側翼。這一場戰役結束，秦王才自稱皇帝。
統一之後又採取各種鞏固步驟。六國邊界既廢，全國劃為36郡。所有六國王室和貴族全部被廢，每一個郡有守（等於省長）、尉（等於防區司令）和監（等於監察專員）各一。中國的文字在戰國時代已有分歧的趨勢，自此以篆為標準。度量衡的單位也標準化，車軸的長度也隨著劃一。全國有聲望的家室12萬戶，一律遷居於國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除了秦軍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沒收銷毀，鑄成12尊龐大的金人，放置在皇宮之前，以貫徹皇帝的決心，從此中土將永遠不見兵革。
公元前213年秦皇下令焚毀若干書籍。有一位文學之臣建議仍須尊重傳統的政治，始皇將建議交臣下商討時，法家丞相李斯提出反駁，要是臣下以古論今，只有陷國家於不利。他更主張凡私人教學一律禁止，以杜絕「誹謗」。由於這次的檢討才下焚書令，同時也詔令凡在日常語言之中引證古典，或是以古代成例評議刻下的時事，都判死刑。所焚毀的書籍包括秦以外之歷史、古典作品和諸子百家的哲學，只有秦廷所載和醫藥、占卜、農桑等書籍不在焚燒之列。
翌年又有所謂「坑儒」之事。秦始皇在一般文學之臣以外，也收養了許多佔星學家和煉丹的術士，在當日眼光看來，這類人物也算是半吊子的科學家。當中有兩人由始皇聘任尋求長生藥物，他們沒有覓到藥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始皇性情躁急，不符合長壽的條件。始皇大怒之下令衛士在都城裡挨戶搜索。上述兩個人物迄未尋獲，可是被捕者有460人，他們或是與這兩人有交往，或是在賣弄相似的方術。最後這400多人全被活埋。
傳統的中國歷史家一向在褒貶品評人物。在臨到秦始皇頭上時則覺得題材之大，牽涉之多，不容易隨便處置。他的殘酷無道達到離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譴責？可是他統一中國的工作，用這樣長遠的眼光設計，又用這樣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一個思想周密的讀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隨從的野蠻行徑而感到困惱，可是在另一段文字里，又為他不斷地努力企圖實現他超過匹夫匹婦所敢於想像的計謀，甚至冒著無限的危險，不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