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種合乎當時農業擴張的統治形態，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統治更加穩固。800年的統治中，影響之深遠，常使歷史學家難於區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還是中國人的性格？
說來也難於相信，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講，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雖說他受業於孔子孫子的門人，因之被中國的皇帝和文人尊為「亞聖」，亦即第二個聖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傑作《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與法家對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活躍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書，是亞聖言行的紀錄，其中最後一章，縷敘周朝立國後700年的事迹。他出生於山東之鄒，在西安之東約700英里。
孟子生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動亂的時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諸侯開始互相攻伐吞併，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秦國。當孟子在政壇活動的時候還有12國。他訪問了當中的一國——齊。齊國的國王剛在軍事上大獲全勝，打敗了北方的敵國——燕。他企圖井吞燕國，又怕其他國家干涉。孟子沒有在戰略上或外交行動上給齊王任何吞併或是撤退的勸告。可是他倒主張尊重民意，因此他給讀者的印象則是，可能時，他會讓燕國國民自決。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現實也不能得到齊王朝廷的歡迎，於是只好前往其他國家，希望有機會效力，得以宣揚「王道」，可是毫無成果。
然則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說他在提倡現代的民主。他所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是針對以世襲貴族治理為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的政治體系而言。即算盂子有時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種「公意」，如果把這觀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視作「公眾的權力」，可是他所謂的自決，絕不是毫無條件的自決。嚴格說來，其範圍不外生存的權利。他在「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文句里已經勾畫著一個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則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為標準。換言之，孟子之為政治思想家，著重「君子」對多數「小人」抱著惻隱之心，而不堅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學以慈悲為懷，甚至以為這種悲夭憫人的心情出自人類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樣，認為這種施政方針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書與孔門子弟的《論語》同為君主時代的神聖經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試製度停止之日，同為皇帝開科取士的不二法門，構成中國歷史中持久不變的「莖幹」。
以人心維持政府這一觀念，並無特別了不起之處，這觀念也非中國人所獨有，可是不論付諸實施與否，卻被中國的統治者當作口頭禪，前後宣唱達3000年，甚至成為公眾生活理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國家的憲法情義。這樣一來，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說這是中國人的特徵，也還未說盡此中的奧妙，因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內。我們讀《孟子》時，挑選某些章節和周朝立國後700年的事迹對照，則當中的關係更為明顯。
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說，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著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說不斷地提及農業。周人之始祖契據說自幼就熟悉栽種食物和麻，成年之後成為商朝的農官。直到商朝末年有關周人的歷史才有相當的可靠性。這時候周民族是商所節制的部落國家之一，以西安為中心，在渭水流域擁有農業基地。到商代最後的一個國王期間，周王不是因為他的威勢，就是由於他的仲裁力量，已開始打破局面。不少名義上受商節制的小國家，已開始向周臣服。周之勢力東漸，及於漢水，尤其威脅商在東部平原的側翼。商周武力衝突一開，周王西伯曾一度為商之階下囚，以付賠得脫。
西伯的一個兒子終能糾集多數叛商的部落國家東征，於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這不同的日期，由於不同的專家據史跡考證而有此差異。讀者必須知道：中國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後才能確定無誤。因為自此以後。古書里提及天候星象的變化，可以和外間的紀錄對照。841年前的日期帶有推算性質，不能視作絕對的可靠。
叛商的領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創建的朝代，茲後連亘約八百載，可是他未曾自稱為朝代的創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親西伯頭上。西伯被溢稱「文王」。其為「文」，則是溫和謙讓，有大政治家的風度。他的兒子名發，以後被溢為「武王」，以表彰其戰功，有此先例從此子孫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勝過武功，成為中國政治上的傳統。只不過口頭如此歌頌，事實發展卻不盡然。
我們可以相信周的青銅技術不及於商。從出土實物看來，自周代商之後，青銅的製造設計大不如前。但是這黃土地帶的統治者入主中國後，隨著就產生許多文學作品，有些至今還傳頌不絕。父位傳子的原則從此代替了商的兄終弟及。兩個民族或國家間宗教上的差異也極為明顯，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敗，從戰爭或利或不利，到牙痛發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這種萬物有靈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斷，代之則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認為綿延宗嗣是後代的義務。有些學者懷疑商與周具有種族的差異，可是其間的區別不可能極深，因為文字上未因更換朝代而產生劇烈的差異。此外，我們可以相信黃土地帶很可能是中國農業的發源地。早期周人流傳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種類的耕作物。
整個看來周人實為中國初期各種制度的創始者，其中最具創造性的人物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時至今日，歷史家對他的規劃，沒有一致的看法。不過我們綜合古籍的敘述，無妨稱之為「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 design）。這種設計以極簡單的口語道出，用一種數學的觀念，夾帶著一種幾何圖案，向真人實事籠罩過去。主要在使人口統計和土地測量的技術尚未準備妥當之際，即在一個區域廣大的國家內，造成了一種人為的政治區分。
假使以同樣的設計組織美國，則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規則之處即可以全部忽略不計。我們可以假設它之整飭有如懷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齊。在那種理想的方式里，縱使實際上國都偏東，我們仍可以將它與哥倫比亞區同置於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與緬因、佛羅里達、俄勒岡、得克薩斯及亞利桑那各州等距離，就算它各為1500英里吧。國都又務必有近接的各州環繞，那麼也可以讓馬里蘭州直接與俄亥俄州接壤。這還不算，各州內的縣、鄉、鎮，也算全部方整。實際上如此磚砌的設計不可能全部認真的付諸實施，只是當日地廣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馬虎不計。上層領導人只憑一種抽象觀念即可以將全部人眾組織起來。
周朝的制度，向稱「封建」，英文總是譯為feudal，其實封建制度與歐洲的fe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處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實質。大致說來兩方都是以世襲貴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諸侯，有王室的家屬、商之子孫，和現有各部落國家的首長。他們按國之大小，理論上以五等面積，封為五級。這些諸侯各按所封地距國王都城的距離而有不同的功能和義務。理論上封地都處在九條大型方格的地帶里，各與國都同心。事實上這種方格在地圖上也畫不出來，況且當時西安也不是全國的中心。可是這間架性的觀念則不難領會。
雖說有如此大刀闊斧而不合實際的觀念，周公很多的創設還是可以在事實上證明，而且下及纖細之處。其中奧妙不難解釋：他所有組織國家的方案著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規（natural law）。雖說遷就融通之處所在必有，其下級則務必先竭心儘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時上級也不時向下級施加壓力。及至最後真是力不從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國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義影響，經常重視形式，超過實質，可算其來有自了。年久月深，當初技術上的需要，日後也就被認為是自然法規之一部。
周公另一創製是將封建與宗法關係結為一體。每個諸侯的疆域內，必有宗廟，它成為地區上神聖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眾供奉，保持著一種准親屬的關係（所以時至今日，很多中國人的姓氏，源出於當日部落國家的名號）。在領域內不僅公侯伯於男的名位世襲，即主持國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們在周朝成立時，即各在領地內擁有地產。他們也兼有軍事領導權。在周朝的前期，世襲的武士兼統治階層，與一般人眾有別。
周朝全國的耕地據說構成一種「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約40英畝方整的土地，每邊各以三分，割成9個等方塊，每塊約45英畝。八家農戶各耕耘外圍的8塊方地，並共同耕種當中一塊「公地」，亦即公侯所領之地。這樣的安排，不必全照規定一成不變的辦到，卻好像已在廣大的區域內施行。顯然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