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從七八年前開始，華語小說便被一種「新技術」霸佔了，那就是「強敘述」。這種技術手法的特徵是一切都在轉述之中完成，轉述的場景、轉述的對話，甚至轉述的心理活動，而這一切都在一個外來詞的光環籠罩之下——敘事。
這種表面化的技術革新，實際上是一種倒退，是作者在技術手段上捉襟見肘的表現。
小說技術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歐洲小說技術的發展，是在史詩與戲劇這兩種敘事技術成功結合之後，到了十九世紀才形成傳統小說技術的高峰——注意，這是西方語言基礎上的高峰。當時無論是在敘述、描述、人物、戲劇場面、心理描寫和小說結構方面，都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技術手法，這些規律性的可操作的技術，在每一個作家的作品中都佔有著重要的地位。沒有技術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小說。
二十世紀初期的現代主義小說興起，是以哲學為依託，以新小說技術為突破口發展起來的。他們的成功是我們後來人發展小說技術的可靠的楷模，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偉大作家是在熟稔掌握傳統小說技術的基礎之上，再強化某一項或幾項特殊技巧，以服務於其文學理想，我們不論是讀伍爾芙的作品，還是羅伯·格里耶的作品，他們的描述，他們偶爾一見的對話，都會顯示出傳統技術下的完滿的個性化特徵（作家的個性化與人物的個性化），他們對具有反叛精神的自由聯想的選擇與結構方法，同樣帶有強烈的作者操縱的「隱含技巧」，不失為一種趣味盎然的敘事。
本人指責今天華語小說中的技術倒退，是因為正在流行的「強敘述」小說，是一種技術上粗製濫造的表現。敘述在小說技術中是最原始的敘事手段之一，以此為主要手段的小說，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事件講述的過程化、人物符號化、場面作用弱化、對話特徵被主述者的語言特徵代替、閱讀趣味驟減等諸多缺陷。
在當今時代，讀者肯拿出寶貴的時間來讀我們的作品，已經算是給了我們天大的面子，而他們所期待的是一場多種趣味滿足的盛宴，我們的任務是如何讓讀者在快慰的滿足當中接受我們暗藏的思想。假如我們懶惰或是笨拙得不能，甚至不會運用全部技術手段，在小說開篇之處便把讀者緊緊地捆縛在筆下，讓他欣喜地跟隨我們走完幾十萬字的漫長旅程，他們很可能在讀到十幾頁時便心生厭憎，同時會牢記我們的名字，以免日後再因同一位作者而浪費時間。
每一位小說家都明白，敘述是最省時省力，也是最容易隱藏作者技術和知識上的缺陷的手法，以這種單一手段來完成作品，能吸引讀者的辦法並不多，它通常是虛構一個複雜得可怕的故事，或是偽裝成現代主義的個人化剖析，但是，過分複雜的故事和枝節，也會讓讀者生厭，更不用說枯燥乏味的作者自我的心理分析。我實在不好意思說，這極可能是因為有些作者還沒有完成小說創作的準備，甚至還沒有學會大多數的小說技術手法，便匆忙地撲向電腦的結果。眼下我們看到的情況不得不讓人擔憂，謬種流傳會傷害到的絕不僅僅是一代人。
當然，近幾年來許多東歐的和非洲的作家獲得了一些國際上重大的文學獎項，他們的一些以敘述手段為主的作品，給今日投機取巧的創作方法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但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這裡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區別，其中之一便是語言系統的差別。在這敘述上，西語有它們獨特的優勢，如精確的時態、意旨確切的修辭、能嚴格區分物類的名詞等等，這都是現代漢語所不具備或缺乏的，西語作家用他們的語言進行敘述，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戲劇性成分，描述的趣味仍在，人物命運的趣味反而被加強了，快速發展的事件進程因為時態的作用而條分縷析。這些都是現代漢語寫作中的困難，我們不能用自己語言系統的短處來學習別人語言系統的長處，這是一種極不明智的方法，就如同癱瘓病人硬是要跳高一樣不現實。
華語寫作有自己的優勢，我們的小說傳統不同於歐洲的小說傳統，雖然小說技術與西語小說家有極大的共通之處，但在技術的使用上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差別。當今華語小說若想在世界範圍內取得成就，華語本身的特徵和由華語生髮出來的特殊的表現手法是我們重要的資本，我們不能隨隨便便地拋棄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反倒拿來不適宜自己的技術誇大自己的缺陷。如果那樣的話，我們的小說讀者會最先起來反抗，不論我們用怎樣的包裝，怎樣的花言巧語和輿論宣傳，當讀者在小說中找尋不到能給他帶來愉悅的東西時，他們便會離我們而去。小說讀者就如同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牛，它龐大的隊伍讓人們難以注意到他們數量的減少，而一旦發現這個種群在迅速消失的時候，已然無法挽回。數量是小說讀者這個種群得以存活的基礎，讓我們每一個從業者都滿懷敬意地愛護他們，不要讓他們因我們寫作技術的粗劣而離去，否則，最先消亡的必是小說家這一類食物鏈中最上層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