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正式開課之後，沒過幾天，劉秀便徹底失瞭望，甚至有了退學之想。原來所謂的最高學府，不過如此而已。
首先是對教師的失望。太學不同於今天的大學，太學的教師，並不分教授、副教授、講師這麼些級別，而是一律稱為博士。博士們的教材共有六種，即我們所熟知的六經——《易》、《尚書》、《詩》、《禮》、《春秋》、《樂經》。
劉秀和他長兄劉縯一樣，主修《尚書》這部中國最古老之書。本來，無論《尚書》還是其餘五經，通讀一遍原文，最多三四日工夫，細讀一遍，也不過半個月而已。然而，太學生在太學裡，一經動輒需要讀上數年。難道，太學是故意要多騙些學生的學費？
不然！太學生非但不需要付學費，而且還享有免除賦役的特權。要是那時候的教育也實行產業化的話，出於贏利的考慮，則應該巴不得這幫學生越快畢業越好。可見，問題並不是出在學費上，而是因為，一經確實必須讀上數年。
博士們所教的，太學生所讀的，除了經文之外，還有附生於經文的註疏。這些註疏，便構成所謂的經學，經過一代又一代解經者的添加增補，已經變得無比煩瑣複雜，成為一座座龐大的迷宮。
拿劉秀所學的《尚書》為例，光解釋其中的「堯典」二字，一個名叫秦延君的經師就可以講十幾萬言。也就是說，僅「堯典」兩個字，就足夠他講上一個學期。還是秦延君，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洋洋洒洒又是三萬多言。你說，你搞得贏嗎？
類似秦延君這樣變態的經師，比比皆是，似乎不把經文解釋得天花亂墜、雲遮霧罩，便不足以顯示其能耐。於是乎，或牽強附會，或胡編亂造，或強詞奪理，或向空而鑿。一經之說，可以多至百餘萬言。可想而知，捧著這樣的課本，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
很顯然，這樣的教育，只能泯滅人的靈性，使其陷入經義的泥沼，雖欲求道，而離道反愈遠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雖然博士處無真經可取，但依然還有同學們在，彼此耳鬢廝磨、山吹海侃之間，也未嘗不可獲益。然而，同學們卻分明也讓劉秀失望起來。
在劉秀的想像之中，太學生應該是這樣一群年輕人：他們熱血沸騰，以天下為己任；他們滿懷理想，不避利害；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台諫之所不敢攻。總之一句話，只需一小點火星，這群人馬上就能變成易燃易爆品。或許，這些太學生畢業之後，熱情漸漸耗盡，最終成為沉悶的官僚或順從的臣僕，但至少在就讀太學的時候，他們年輕過，他們張狂過，他們的太學生涯沒有枉過。
然而，自王莽當政以來，太學的這種傳統精神卻已淪喪殆盡，始作俑者，則是一個名叫哀章的傢伙。
哀章，廣漢梓潼人，素無行，好為大言，在太學裡默默混了N年，很不招人待見。然而，當機會來臨之時，哀章只幹了一件事，便徹底地發了跡。
當時，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莽想自己當皇帝，而王莽也有這個實力自己當皇帝。無奈總也找不到合適的借口，王莽只能成天憋著，憋得那是相當難受。
哀章急王莽之所急，替王莽解決了借口問題。
哀章做了一個銅匱，又分別作了一圖一書，圖名為「天帝行璽金匱圖」，書名為「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書」，置入銅匱之中。圖和書的內容，顧名思義可知，乃是以漢朝開國皇帝劉邦的名義，遵從上帝的意志，將皇位傳與王莽。哀章製作停當，蓄意挑了某日黃昏，能見度低，便於裝神弄鬼，穿一襲黃衣，披頭散髮，持匱來到漢高祖劉邦廟，交付守廟的僕射，沒頭沒尾說了一句：「報於王莽知。」不待僕射反應過來，便飄然遠去。
僕射恍惚之中，以為遇見了神怪奇異，不敢怠慢，連夜上奏王莽。
王莽得報大喜，拍案叫絕。他也一直在苦苦尋找稱帝的借口，怎麼就沒想到拿劉邦來做文章呢？如果連劉邦都同意將江山相讓，那天下百姓還能有什麼閑話好講？絕了，這主意絕了。
次日一大清早，王莽便率領滿朝文武，浩浩蕩蕩開赴漢高祖劉邦廟，拜受金匱圖書。拜受完畢，一回宮，立馬下詔稱帝。
難道哀章就這麼做了活雷鋒？差矣，哀章早有後著。
哀章不僅替劉邦拿了讓位的主意，也替王莽拿了封官的主意。他在偽造的圖書上，開了一份名單給王莽，誰誰該做四輔，誰誰該做三公，誰誰該做四將，寫得一清二楚，而他哀章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摻入其中。
王莽要坐實金匱圖書確為神授，因此，就算知道哀章心中的小九九，也並不計較，照單全收。王莽稱帝之後，封哀章為國將，美新公，列在四輔，位居上公。
荒謬的是，哀章為了神化金匱圖書，曾特意胡亂編造了兩個人名，混入封官名單之中。這兩個名字，一為王興，一為王盛，合起來，寓意著王氏興盛。王莽一不做，二不休，連這編造出來的王興和王盛，也非要找出真人不可。這一找，找出了十多個王興和王盛，再通過占卜和相面，最終定下兩人——一個是看城門的王興，被封為衛將軍，奉新公；一個是擺攤賣餅的王盛，被封為前將軍，崇新公。
我們不難想像，哀章如此輕易的發跡，帶給太學的是怎樣的震撼和刺激。官居國將，爵封美新公，除了當皇帝之外，這幾乎是一個人可以夢想的最高位置，而哀章從一個遭人鄙夷的窮太學生，爬到這個位置，只用了一個黃昏而已。
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是夫子的境界，咱不能比。對一般人來說，往往是見不賢而思齊焉。像哀章這樣，一夜暴貴，讓多少人羨慕得牙痒痒，恨不得自己就是下一個哀章。
而在太學這方面，也第一時間將曾經不齒的哀章列為傑出校友，廣為宣揚。可想而知，勢利的校方樹立起這樣一位榜樣，最終將導致太學生們如是思想：
投機取巧學哀章，榮華富貴做國將。
太學之風，由此衰也。太學之魂，由此喪也。
然而，像哀章這樣的發跡機會，畢竟是千年才有一回，對於普通太學生而言，較為現實的發跡途徑則是參加太學每年舉行的會試，成績優異者直接授予官職——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兩耳不聞身外事，將青春託付於枯燥的經文，然後等待每年一次的會試，贏取一張做官的門票，在劉秀的這些同學們看來，乃是一筆合算的交易，於是甘心陷入六經的羅網，忍受註疏之冗長。反正經學只是一塊敲門磚，敲開自己的仕途和前程罷了，他們才不在乎讀的到底是六經還是《易筋經》，又或者是《玉女心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