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魁趕回芭蕉坪，寨子內外已經暮色蒼茫了。他一口氣沒喘，立即要三營營長肖斌通知各連的連長、指導員，到營部所在的寨邊的一棵大桉樹下開會，同時讓教導員陳國慶就地鋪開一幅公母山地區的地圖。
藉助他的警衛員魏喜從老鄉家找來的一盞馬燈的光亮，他在地圖上密密麻麻的等高線的曲折里找到了江濤為他們指定的那條叫黑風澗的溝壑。他在心中粗略地計算一下，芭蕉坪到黑風澗的山路至少也有四十華里。
現在是晚七點，距離江濤為他們規定的抵達時間還有五小時，加上山地行軍實際路程要比地圖上多出百分之三十，扣除途中休息時間，今夜部隊的行進速度不得低於每小時十二華里。
這不是正常行軍速度，這是急行軍速度！
各連的軍政一把手到齊了。劉宗魁沒有讓他們蹲下，自己也站起來，鐵黑著臉，一句多餘的話沒講，也沒同肖斌陳國慶商酌，立即命令：
「全營馬上出發！七連做前衛，其次八連、營部，九連後衛！七連連長注意掌握行進速度，不得少於每小時六公里！」
他報出了黑風澗的圖上坐標，讓各連指揮員在自己隨身攜帶的摺疊地圖上標出今夜的行軍路線，沒容他們照例議論上幾句，就揮了揮手，大聲說：
「馬上行動！」
這以後他才立於寨子邊路口，就著魏喜打來的山泉水，抓緊時間啃一塊硬邦邦的壓縮乾糧充饑。
「副團長，A團到底給了我們什麼任務？」意識到劉宗魁不動聲色中含蘊的沉重與壓抑，又熟知他與江濤之間存在著芥蒂的肖斌走到他身邊，謹慎地問了一句。這是個精幹瘦削的二十八九歲的南方人，有著兩廣人特有的凸額高顴深目闊口，黝黑的皮膚下的骨頭裡卻凝聚著過人的力量。
「沒有任務。他只是要我們到黑風澗待命，做A團的預備隊。……途中休息時咱們研究一下明天的行動方案。」劉宗魁簡短地回答了肖斌。他的心境仍舊十分惡劣，覺得有些事情還要深思，因此不願細說。
肖斌回過頭去，同站在他身後、一副書生模樣的陳國慶對視了一眼。兩個人不約而同地鬆了一口氣。肖斌彎下腰，打開地圖，用一支小小的鋼筆手電筒照著亮，研究著今晚的行軍路線，語調里多了一些興奮，罵道：
「江濤這小子也太損了！也不早點通知我們，現在讓我們去什麼黑風澗，還不把人走死！」
一塊壓縮乾糧還剩下半口，劉宗魁就覺得肚裡飽了。他沒有說什麼，從衣兜里摸出一支皺巴巴的煙捲，點燃了抽起來。因為肖斌話語中的一點興奮，還因為方才肖斌和陳國慶聽了他的話都暗暗鬆了一口氣，他那顆本來就異常沉重的心更加沉重了。
僅僅三個月以前，假若有誰說他不久後就會升任副團長、帶領本團的一個營參加明天公母山地區的收復戰鬥，劉宗魁準會認為他是痴人說夢。早在三年前的夏天，他的第一份轉業報告就打上去了，好歹熬到去年元月，終於得到了批准，從此他被列入編余，等待軍地兩方為他確定好具體的接收單位。只是由於故鄉那個縣負責軍轉工作的部門作風拖拉，他直到去年十二月底還沒有走成，妻子徐春蘭偏於此時病入膏肓住進了地區腫瘤醫院。接到電報後他請假回去照顧妻子，部隊卻在下個月接到了執行作戰任務的命令。本是簡編團的C團要重新擴充為滿編團，已確定轉業的戰鬥骨幹一律不準再走。消息傳到劉宗魁耳朵里，軍黨委關於他擔任C團副團長的命令已經下了。
如同許多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一樣，劉宗魁雖然已有了十五年軍齡，仍舊不能說是個徹底的軍人。他們哪怕少小離家，遠涉萬里，幾十年不見故鄉，故鄉仍會清晰地留存在他們的心底，成為他們精神世界裡最重要最有活力的風景。那是一種銘心刻骨的記憶，最具腐蝕力的時光對它也無可奈何。對於劉宗魁來說，故鄉就是永遠留在記憶屏幕上的一棵高大的鑽天楊，一孔煙熏火燎的土窯洞，一座太行山區的偏僻的小村子，村子甚至窮到三孔窯洞里只有兩口鐵鍋的程度。小時候除了自家窯洞前那棵鑽天楊，他在村前村後的溝溝坎坎看到的全是清一色的土黃。稍大一點他開始讀書，才明白那是一種極端貧困的顏色。他一直認為，自己先是對這棵大楊樹，後來又對徐家堖的徐春蘭無來由地生出痛心徹骨的眷戀，皆是童年時期故鄉給予他的綠色太少的緣故。徐春蘭是他小學到初中的同學，無非是在長達九年的同窗生涯中有了些默默的好感，彼此並沒有說過多餘的話，但僅此就使漸漸長大的他對她暗暗懷有了溫情和幻想。畢業那年他如願以償地參了軍，軍裝是綠色的，讓小夥子有了膽量去找他心中的朱麗葉，並於一個風雪瀰漫的黃昏在村外荒涼的黃土堖上私訂了終身。起初女方家庭不同意這門親事，因為劉家也像她家一樣窮得只有一張三條腿的方桌兩口盛糧食的矮缸，外加一孔熏得焦黑的土窯。徐春蘭自己也無可無不可的，劉宗魁帶著遺憾坐上火車，走進了祖國南部邊陲的軍營，看到了滿山遍野莽莽蒼蒼的森林，越發痛切地意識到故鄉是多麼缺少綠意，包括徐春蘭在內的家鄉人活得多麼可憐。
一個苦水中泡大、很小就懂得自立、有強烈的上進心、為此不怕受苦遭罪、內心視野卻相對狹窄的農村青年開始了自己在軍營里的奮鬥。主宰他思維和行動的與其說是知識和理性，不如說是求生的本能，以及一種農民式的、在他心中潛藏很深的、一般被人稱為「良心」的東西。後者構成了他整個世界觀和人生論的基礎，他靈魂深層最有力最不可悖逆的道德律令。當戰士時他想到的只是好好乾，爭取當上副班長和班長；當上副班長和班長之後，他想到的才是當排長。當了排長，成了一名月薪五十四元五角的軍官，他的奮鬥就似乎到了頭。新的軍官身份使他告別了複員回去做農民的命運，他可以找一個城市姑娘為妻，建立一個以收入固定工資和食用商品糧為特徵的家庭。但那種被稱為「良心」的東西卻把他內心的眷戀重新引回到故鄉當農民的徐春蘭身上，儘管此時他就隱隱聽說她身體不好，還聽說她家遺傳著一種可怕的婦科病。做了軍官的劉宗魁骨子裡仍是一個農民，他的軍官身份不僅沒給他帶來歡樂，卻給了他一種面對故鄉人和那個農家姑娘的內疚與不安，彷彿當他們還在故鄉一貧如洗忍飢號寒時，他在軍營里過這種可算做豐衣足食的日子是應該感到羞愧的。與徐春蘭結婚滿足的不僅是他對自己初戀的眷念，還具有在故鄉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之間找到一個新的契合點，以使自己的心能獲得相對安寧的意思。他的想法是：他當然不可能讓每一個故鄉人都過上他今天的好日子，但至少可以讓一個生命中初露不幸端倪的農村姑娘過上這種日子。
婚後六年內他沒能做到這一點。與徐春蘭的夫妻生活還不到三個月，她就在地區腫瘤醫院檢查出了那種農村稱之為「倒開花」的不治之症。開初兩年劉宗魁帶著她四處求醫，去過北京，到過上海，等徐春蘭的病情相對穩定下來，他已負債纍纍，並且明白了對妻子的病已無可指望。他對她的熱情也下降了，徐春蘭的病使他們長年間不可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當然不可能生兒育女。他對她並沒有變心，但情緒卻沮喪到了極點，他已為她竭盡全力，更多的事情是做不到的。然而徐春蘭和岳父不這麼看，他們有自己農民的想法：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徐春蘭嫁到劉家，就是你劉家的人，她一天不死，你劉宗魁就得弄錢給她治病！
已經當了連長的劉宗魁就在這種窘境中率領自己的連隊參加了前些年春天的那場邊境戰爭。從頭到尾二十多個晝夜裡，置身於槍林彈雨之中，他見慣了活潑潑的生和猝然而至的死，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層次。躲在塹壕里再想妻子的病，竟淡淡地覺得不那麼揪心了。生死尋常事，人本應對它持一種更鎮靜更超然的態度。班師回國後休探親假，他重新站在徐春蘭的病床前，腦海里竟冒出了一個她這樣痛苦地活著倒不如早一點死了好的念頭，從此對病中妻子的愛戀就變得平常了。
不是平常了，而是他更能默默地忍受了。
劉宗魁忘不了三個月前發生的一件事情。
去年十二月底的回家探親是岳父連續五封病危電報追催的結果。近兩年里，他甚至對妻子病危的電報也習慣了，無非是岳父逼他弄出錢來供女兒住醫院。可他即將轉業，還賬之外轉業費所剩寥寥；考慮到離隊前還錢的希望渺茫，找個借錢的地方也不容易了。但連續五封電報報病危的情況也是不多見的，他不得不相信這次真是自己同妻子訣別的時刻到了，好歹向一位老鄉借了一百六十塊錢，買了火車票，又給徐春蘭買了一件花格子的卡上衣（他想這可能是他給她買的最後一件衣服了），回到縣城只剩下三十塊錢。他沒有回家就直接趕到地區腫瘤醫院，妻子還清醒著，這時他才知道岳父已做主把他和徐春蘭新婚時蓋的三間瓦房賣了三千塊錢，正用它給女兒每天打一針收費一百五十塊的延命藥水。女婿進了病房，老頭兒就不再讓他出門，自己提一根桑木棍坐在門口，聲稱劉宗魁若要從這間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