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統一戰線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說明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步驟，強烈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把物件擴展到願意抗日的除了國民黨以外的所有黨派團體，提出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具體綱領，推進中華民族反日運動，組織中國人民解放戰爭。
這個綱領後來經過宋慶齡等1779人聯合簽名公開發表，對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王明和康生當年一起提出建立統一戰線，但他們日後的際遇卻大不相同。
2.王明路線
楊尚昆說：「康生在共產國際時代，在莫斯科積極支持王明」；他又說：「1937年冬，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搖身一變，把自己說成是反對王明路線的英雄。還對王明進行了揭發，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據史料記載，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線，把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說成是體現了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當總書記的簽名運動，串聯一些人向共產國際寫請願書，要求批准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還談到：「1936年到1937年蘇聯肅反期間，我黨留蘇幹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責任的。」
「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肅反擴大化，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內奸』，很快被黨中央發現糾正了，後來，毛澤東給大家平反道歉。」楊尚昆接著說：「1947—1948年，康生在晉綏地區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澤東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後來毛主席派康生去山東工作，建國後也沒調他來北京工作。」
建國後，康生長期處於休養狀態，未安排到中央工作。為此，康生十分焦慮不安，迫切希望見到毛澤東，重新獲得毛的理解與信任。
1952年初，毛澤東允許他到北京來，住在中南海院的錫福堂。楊尚昆談到了當時去錫福堂看望康生的情況。楊尚昆說：「我去看望時，康生說，身體好多了，惟一的願望是想見毛澤東。我從他那裡出來就到毛澤東住所菊香書屋，向毛澤東報告說，康生回來了，他說很想見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錫福堂。康生一見到毛澤東，喜出望外，緊緊握住主席的手說，主席這麼忙還來看我！主席問他，身體怎樣？康生說好多了。主席說，你還是好好養病吧，等身體好了再出來工作。說完主席就走了。這時，康生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激動地連聲說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才好！』」 楊尚昆說：「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難道這就是他的『感謝』嗎？」
康生回到北京後，雖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七大」時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1958年，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還沒有進入權力的核心。
3.塵埃落定
1980年，其骨灰被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康生的骨灰盒還擺在中央的時候，仇恨之火呼地燃滿胸膛。我們揭下蓋在上面的黨旗，見盒上早已滿是唾沫和燒的煙痕，憤怒的人們正是用這種方式來發泄心頭之恨呀！（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
1.舉反修獲毛信任
1960年2月4日，蘇聯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中國參加。中共中央決定派康生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代表團成員有伍修權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
赫魯曉夫召開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致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試驗上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中國代表團出國前，由外交部、中聯部起草了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稿，並報經中央批准。這份講話稿實際上同赫魯曉夫唱了反調，強調帝國主義本性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仍然存在，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講話鄭重聲明，由於帝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對中國都沒有約束力。根據當時國內的安排，代表團出發前，康生的講話稿已交給新華社，準備康生在會議上宣讀後，便通知新華社公開發表。
但是，1960年2月5日，莫斯科會議開始時，卻通過了一個決定：會議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發言一概不對外發表。可是，由於時差的關係，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已經在1960年2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這就違背了大會的規定。再加上康生講話的內容又同赫魯曉夫唱反調，從而引起赫魯曉夫極大的不滿，以致在後來中蘇兩黨代表會談和國際共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多次抓住這一事件來反對中共。
這個政治協商會議開了一天半，第二天結束。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舉行招待會，各國首腦都參加了。赫魯曉夫在酒會上，不指
名地攻擊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的台。招待會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 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和劉曉，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主義，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了中印邊界衝突；對內執行的是主觀唯心論，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搞什麼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等；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發言違背共同制定的路線等等。當時，康生、伍修權對蘇共的指責給予了有力駁斥，指出昨天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頭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對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這是破壞蘇中關係的嚴重步驟。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
現在看來，當時康生對蘇共進行反駁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時也顯然是為了回國後向黨中央、毛澤東彙報時，表明他是如何捍衛毛澤東的。這樣做就為他重新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並重返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中心開闢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赫魯曉夫在這次會上的表現，以及他後來採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同年4月陸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
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9月的中蘇兩黨會談，10月的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11、12月的莫斯科會議等。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
康生作為中國政府的觀察員出席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他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奠定了他以後參加中共中央對蘇政策的決策，以及處理中蘇關係中「重大事件」的基礎。從此以後，康生越來越取得毛澤東的信任。或者說，在和蘇聯領導人爭論一步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鞏固和加強。對外，他是靠「反修鬥爭」尖銳化、與蘇共爭論尖銳化而得勢；對內，他是在毛澤東階級鬥爭論越來越強化的形勢下，是在主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竭力迎合毛澤東的「左」的思想路線，所以越來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同時，也應當看到，康生的極「左」對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排稼祥控中聯部
在中蘇關係逐步惡化的過程中，康生總是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和打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藉以加強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識破了康生的極「左」思想，對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對中聯部的有關副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能讓康生插手中聯部的工作。
1960—1961年，當王稼祥得知農村缺糧非常嚴重，許多地方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後，心情非常沉重。後來他了解到了蘇聯當年的農業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經濟政策是如何貫徹的以及有關蘇聯農業集體化在遇到挫折時是如何克服經濟困難的材料，他認為承包責任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類似中國農民的包產到戶。他表示，中國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內憂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國際上應當採取緩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經過反覆思考，決定就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他考慮到自己的意見已超過中聯部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