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包括外交部官員、研究機構和傳媒機構成員以及高層領導人親屬在內的許多中國人的慷慨合作，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們以許多方式作出貢獻，提供有關康生及其同夥的文件和文章，闡述黨內官僚主義滋生蔓延的來龍去脈，品評康生一生中各個歷史時期的表現。他們無一例外都要求不要透露他們的姓名。因此，儘管我們欠了一大筆人情債，但我們還是不得不隱匿他們的名字。
我們還要感謝下列諸位，他們在其他方面給我們提供過信息和幫助：《時代》（Trne）周刊的戴維·艾克曼（David Aikman）、白傑明（Geremie Barme）、朱蒂·鮑納維亞（Judy Bonavia）、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SchusIter）的埃倫·巴茨（Ellen Butts）、庫超（Ku Chow，音譯）、文森特·迪馬（Vi Demma）、國會圖書館中國部的工作人員羅伯特·鄧（ Robert Dunn）和H·C·詹（H.）、漢斯·凡·埃斯（Hans van Ess）、西蒙·弗雷德曼（Simon Friedman）、卡爾佛·格雷斯廷（Culver Gleysteen）、安德魯·戈斯林（ Andrew Gosling）、布魯金斯學會的何漢煌（Harry Harding）、丹尼·凱恩（Danny Kane）、彼得·科爾克（Peter Kolk）、羅輝明（Lo Hui-min，音譯）、《百姓》雜誌的陸鏗、已故的凡.S.朗（Van S．Lung）、貝蒂·麥金托什（Betty Mtosh）、H.魯曼·米勒（H．Lyman Miller）、弗蘭克·邁爾斯（Frank Mills）、胡佛學會（Hoover Institution）的馬若盂（Ramon H. Myers）、道格拉斯.H.佩爾（Douglas H. Paal）、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n）的喬納森·D·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西德尼·林登伯格（Sidney Rittenb）、彼埃爾·賴克曼（Pierre Rys）、瑪麗·安·西韋爾（Mary Ann Seawell）、卡爾登·斯威夫特（CarLton Swift）、胡佛學會的馬克.W.特姆（Mark W. Tam）、弗蘭克·唐（Frank Tan）、迪克·維克多里（Dick Victory）、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王玲玲、台灣大學的王文興、《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邁克爾·威斯科帕夫（Michael Weisskopf）、約翰·威爾海姆（John Wilhelm）、薛雷（Xue Rui，音譯），以及國家檔案館的愛德·伯恩斯（ Ed Bames）、理奇·博伊蘭（Rich Boylan）和凱西·尼卡斯特羅（Kathie Nicastro）等人。
幾位蘇聯漢學家也提供了康生在蘇聯期間以及同蘇聯人交往的珍貴資料。我們特別要感謝蘇聯遠東研究所所長、蘇聯中國問題研究會會長、蘇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米哈依爾·L·特依塔倫科（Mikhail L. Titarenko）和研究所的高級顧問、翻譯塔瑪拉·卡岡諾娃（Tamara A. Karganova），以及其他許多幫助過我們的蘇聯專家，其中包括遠東研究所的伏拉基米爾·I·安東諾夫（Vladimir I. Antonov）、馬列主義研究所副所長E·克依塔耶夫（E．Keitaev）、東方研究所的列夫.P.德魯尤辛（Lev P．Delyusin）、《文學報》編輯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Fyodar Burlatsky）以及馬列主義研究所的阿娜斯塔西婭.I.卡托鳥諾娃（Anastasia I. Kartounova）。
美國新聞署的比爾·雷金斯（Bill Reins）、喬治·華盛頓大學的R.密勒教授（Professor R. Miller）、《衛報》的馬丁·沃爾克（Martin Walker）以及奈克·達尼羅夫（Nick Daniloff）都在我們同消息靈通的蘇聯人士接觸幫了不少的忙。
我們還要特別感謝以下人員：西蒙和舒斯特公司的兩位出色編輯瑪麗·阿拉那·沃德（ Marie Arana-Ward）和編輯部主任道格拉斯·伍德亞德（Douglas Woodyard）；國家檔案館的約翰·E·泰勒（ Johaylor），他對有關軍事和情報事件文獻的博聞強記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現在在新港（Newport）的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亞瑟·沃德隆（Arthur Waldron），他閱讀了最初的手稿並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提摩西·迪金森（Timothy Dison），他對歷史和文學百科全書般的廣博知識有助於我們客觀地敘述康生的生平；還有我們在威廉·莫里斯公司（William Morris）的代理人羅伯特·龍特里伯（Rottiieb）和梅爾·伯傑（Mel Be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