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林彪死後五個月，當乘坐空軍一號座機的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北京著陸時，中美之間長達二十三年的關係破裂正式結束了。從那時，中國似乎面向外部世界，它把十年的瘋狂和恐怖留在身後。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幹部重新出現在辦公桌旁。即使在文革期間失寵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也恢複了名譽（使康生、江青和其他激進派領導人極其沮喪）。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承認在思想上的嚴重錯誤，但是在尼克松訪華後一年，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
一九七二年，各種事情開始恢複正常，但最初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本質上。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仍在繼續。紅衛兵無數次歡呼「毛主席萬歲」，但是在毛澤東接近八十歲時，他明顯變老了；他的生命不可避免將在不久後臨近終結。領導人運用各種手段圖謀利益，為控制大陸的各個部門而相互爭鬥。即使是等級較低的幹部也感覺到，他們正在目睹另一場風暴之前的寧靜。
一種幾乎是夢幻的氣氛籠罩著北京。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幾年，當紅衛兵各派別互相鬥爭或與軍隊鬥爭的時候，戰線迅速地日益清晰起來。但是紅衛兵消失了，他們的大部分早在一九六八年秋天就開始右計畫地送往農場工作；大字報不再作出導致幹部們處於攻擊之下的預示；一種不祥的沉默籠罩著大地。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皮影戲舞台，軍隊在幕後操縱，只有在他們的形象搖曳不定的時候才偶爾放棄他們的位置。事實與虛幻似乎融合在一起，就像閑言碎語製造出各種劇情，而劇情叉承擔著它們自己的現實。
康生是在北京流傳的許多謠言中的中心人物。根據有些說法，康生利用林彪的死來偷偷接管由林彪為準備奪權而組織的私人特務機構。據說康生指定幾位他最信任的助手來管理林彪的秘密網路，把他個人的安全組織擴展為在廣州、上海、海南、瀋陽和北戴河都有據點、並完全獨立於黨和政府的一支力量。
北京的黨內衝突的爆發點是對林彪鬼魂的不宣而戰——這也同樣嚴重威脅和損害毛澤東的聲譽。主席親手逃選林彪做他的接班人，這破壞了他自己受命於天的一貫正確的領袖聲譽。當許多普通公民最後讀到旨在使林彪的品質蒙受恥辱的宣傳報導中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時，他們平靜地反映，死去的陰謀家一直是正確的。大眾的觀點不僅關係重大，而且是統治混亂無序的癥候。共產黨領袖曾經隨意假設，毛主義的宣傳總會保護他們的權力免受挑戰，現在他們面對著異己的公民，無休止的毫無意義的口號爭論和對一個顯然是有缺陷的領袖的強迫崇拜．使他們與黨的領袖日益疏離。
林彪的背叛事件是如此敏感，以致有關他拙劣的政變及其死亡的消息對普通的黨員隱瞞達兩個月之久，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才非正式地在全國宣布。 然而在林彪正式失寵之時，外交部拒絕給駐華外交官有關他狀況的任何指示，除了說不應在國宴上為他祝酒。
貶低林彪而又不傷害毛澤東並非輕易之舉。統治者拒絕在林彪死後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公開說明他的毀滅，這就必須導致利用影射和諷喻來否定這位叛逆元帥的地拉。更為複雜的事情是，數十位林彪的盟友和門徒在他死亡和失寵時受到委屈，這毀滅了他們自己榮譽和權力的夢想。許多林彪的支持者抵制那些黨內流傳他陰謀反對毛澤東而隨後失蹤的描述；毫無疑問，有一個林彪陣營的人躲藏在一本題為曉文及其接近黨校極其珍貴的檔案的權利。
的控制，讓一個傀儡皇帝留在十九世紀末的皇位上，與康生支持江青可能要做的事情非常相似。
失了，他們的大部分早在一九六八年秋天就開始右計畫地送往農場工作；大字報不再作出導致幹部們處於攻擊之下的預示；一種不祥的沉默籠罩著大地。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皮影戲舞台，軍隊在幕後操縱，只有在他們的形象搖曳不定的時候才偶爾放棄他們的位置。事實與虛幻似乎融合在一起，就像閑言碎語製造出各種劇情，而劇情叉承擔著它們自己的現實。
被恐怖所纏繞的回憶中：「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三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四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五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六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七年，我絕沒有……」
周恩來如此多的權力。正如康生所知道的，有益於他操縱政治的非理性和虛無主義的氣氛，會讓位給在周恩來的溫和節制下更為穩定的狀況。
在毛澤東決定把林彪描繪成「極左思潮的根源」之後，最初破壞林彪名譽的企圖是以反對「極左思想」的運動形式，這可以適當地說明其背叛行為。一個問題浮出檯面：毛澤東和紅衛兵菁英是最為「極左」的，因此任何一場反對左傾激進派的運動都可能事與願違地牽扯到毛澤東。毛澤東需要一種方式來處置林彪，而又不危及對政權的革命信任。作為一種折衷方案，他把消除對林彪的同志的計畫升級為一場全面批孔的運動——這是中國正統哲學傳統的基礎。透過把林彪和孔子聯繫起來，毛澤末希望一邊把林彪當作封建反動分子——他陰謀推翻無產階級的毛主席——令他喪失名譽，一邊繼續推進文化大革命。各種報刊雜誌連篇累牘地登載作為修正主義者原型的孔子和林彪的故事。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痛苦和災難耗盡了人們對群眾運動的熱情，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很小。
康生已經證明過去他在操縱這類敏感問題時是一位大師，但是現在癌症正在侵蝕他的身體，使他喪失在北京不穩定的對峙中獲取個人利益所需要的精力和集中力。康生在他小石橋衚衕的家裡與有趣的朋友和夥伴保持接觸，他仍然會興緻勃勃地說話，出示他藝術收藏中一些稀世珍品。康生最頻繁的來客是江青，她帶來令人滿意的禮物——北京的地籍冊、盆栽植物和她的相冊——但是迅速地把政治引入對話；她來訪的主要目的就是與康生密謀如何促進她的事業。
康生並沒有完全閉門不出。一九七二年他出去的時間，足以實施對文化局倉庫的最後掠奪，來補充他所盜竊珍寶的積聚。康生還在死去同志的追悼會上送花圈，使他的名字不斷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這是向全國的幹部發出信號，他本人還未退出政治舞台。康生是如此渴望利用葬禮來保持公眾對他的注意，以致會給陳毅和王稼祥那樣的人送花圈，他曾經把他們逐出辦公室，並且竭盡全力置他們於死地。
康生害怕他可能不如毛澤東活得長久，這加強了他對其在歷史地位的專註。他判定江青是個關鍵人物。如果毛澤東死後她以現代女皇的身份出現，康生本人也許能夠在主席的寶座上度過榮耀的幾個月。如果他活不了那麼久，康生至少可以在死的時候知遒，人們會記住他在中國共產主義編年史中是個受尊敬的人物——假如江青繼承毛澤東的衣缽。三年來，康生都是在這個前提下工作和密謀策劃的。
使中國朝著康生所贊同的方向發展並非易事。他已經使用了書本中記載的各種謀略來確立自己是大陸最高貴族之一的地位，但是他的勝利只是來自無數次徹夜不眠的計畫和對指控他人的文件的細緻搜尋。到七〇年代初，他不再有精力在「斯大林時間」搞陰謀了。
而且，在康生需要好運氣來補償他惡化的健康時，毛澤東打亂了他的深謀熟慮，毛澤東提名周恩來為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首腦。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儘力保持某種穩定，但是他不得不與人分享權力和進行妥協。不過在最後幾年，他的幸運之星正在升起。向美國開放中國正是周恩來的首創精神之一，在七〇年代初，它有助於把理性的因素帶人中國的政治中。現在在毛澤東的贊同下，周恩來登上了權威的新階梯。
康生病得太厲害，以致他不能自己來承擔周恩來的新職責，但是他深深地怨恨毛澤東給周恩來如此多的權力。正如康生所知道的，有益於他操縱政治的非理性和虛無主義的氣氛，會讓位給在周恩來的溫和節制下更為穩定的狀況。
二〇年代在上海，周恩來讓康生主持共產黨秘密機構的工作，康生與周恩來曾在一起密切地合作。但是康生在延安濫用權力以及後來殘酷地迫害劉少奇那樣的領導人，冷淡了他們的關係；周恩來有耐批評康生的過度行為。康生和周恩來相互留意各自的權力，保持著一種袁面的和諧——有時甚至在一起工作，比如他們在廬山反對林彪。不過，不信任深植於他們熱誠親切的舉止之下：康生從幕後指使盟友，以抗戰時期與汪偽政權勾結，以及容忍「專業化」和「只抓生產不抓思想」的微妙指責來攻擊周恩來。周恩來經受住了康生要打倒他的艱難嘗試，但是這一切強化了他的感覺：康生是個需要警惕的無情而又危險的人。
對康生來說，到毛澤東跟前直接批評周恩來，即使不是危險的也是無效的，因為這將對毛澤東的判斷提出公開的挑戰。康生只是希望破壞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任，這不是簡單的事情。在六〇年代中期，康生使毛澤東相信，京劇《海瑞罷官》是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