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用政治罪行把人處死變得不再容易。毛澤東禁止處死政治犯。主席宣稱，人不像蔥，如果你把他們的腦袋砍掉，不會再長出來。斯大林有計畫地處死黨的上層幹部、槍斃中央委員會甚至政治局成員的習慣，從未在中國流行過。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造運動和名義，殺死了一些人，但是死者通常是地主、普通罪犯、嫖客、拉皮條者、國民黨殘餘、次要的共產黨工作人員——黨的上層幹部頭顱尚存。
文革期間，許多激進分子，年輕而缺乏經驗的積極分子為突然的成功而陶醉，意氣風發地指責對手在意識形態上的錯誤，指責他們是「修正主義者」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者」。但是康生早就看到，許多幹部這幾年倒下，結果卻再次起來；他知道，政治上異端邪說的指控很少是致命的。這些是「路線」問題，不是罪行；在中國永無休止的不斷變動中，因為意識形態的錯誤而遭處罰的幹部，可能有一天躍為部長或政治局成員，捲土重來。
康生過去常常指責對手犯有意識形態的錯誤，但是他在一生中也曾以更嚴重的指控來污衊他的受害者，諸如「叛徒」、「敵特」和「賣國賊」。康生並不試圖捕獲由台灣、蘇聯和美國派遣的真正的間諜，或試圖搜集有關外國政府的情報，他反面利用安全機構把中國變為一個恐怖的場所，他的競爭者被迫在其間坦白他們反國家的想像中的罪行。
康生對於通敵和告密的指控是如此嚴重，以致受害者不可能恢複名譽——尤其，他的指控自然導致非人的虐待，結果由於醫療疏忽或其他行政手段，受害者只有死路二條。康生並無法任意處決他的上層敵手，但是他以一種斯大林主義的精確形式施加影響：通過表面的官方調查來毀掉許多幹部，這些調查似乎依靠真正的坦白和證據。
文革第一批受害者迅速消失在北京的舞台上。彭真被放逐到陝西；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在群眾大會上受到嘲諷和譴責，然後穢送往監獄和勞改營。當中國共產黨的上層領導相繼失去恩寵時，這場清洗背後的策劃者康生髮現，要想獲得他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權力，他就必須抹黑中國革命榮譽名冊中一些最著名的名字。
彭真和其他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倒台的兩個月里，康生決定，他的計畫和野心需要毀滅劉少奇——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副主席，一九五〇年年中以來毛澤東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劉少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目標；康生知道，對他的任何攻擊都不得不十分小心。除非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明確支持，康生最好的賭注是隱藏他對劉少奇的仇恨，並且讓他相信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
劉少奇生於一八九八年，與康生同歲；從二〇年代起就認識毛澤東，那時他們倆一起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運動的基礎。一九二二年加入共產黨之後，身為莫斯科學生的劉少奇返回中國，並且以他的方式工作，從下層勞工的組織者，上升為國民黨控制的「白區」中共產黨活動的最高領袖。一九四四年之前的二十年里，他領導著一個範圍廣泛的幹部網路，包括許多最有才能的共產黨員。與大部分由農民組成的共產黨軍隊不同，劉少奇的周圍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在中國共產黨獲得對大陸的控制之後，他們佔據了許多重要的位置。
考慮到劉少奇的龐大權力，康生勤奮地培育與他的良好關係。一九五六年康生返回政治舞台之後，他不厭其煩地奉承劉少奇；六〇年代初期他們是非常接近的，劉少奇挑選康生來編輯《劉少奇文選》，這是康生自己提議的。遲至一九六六年五月那場剝奪彭真、楊尚昆和陸定一權力的政治局會議，康生仍然極其敬重劉少奇。確實，康生在那次會議上向他的同事們承認，他後悔在三十五年前以「謝康」的筆名，批評劉少奇的工會政策。康生抱歉地解釋說，他「不知道劉少奇同志是白區毛澤東路線的代表。」
與毛澤東一樣，劉少奇的根基也在湖南，但是在其他方面，他與主席很少有相像之處。勤勞，不偏不倚，缺乏浪漫色彩，盡善盡美的官僚—一張國燾把劉少奇描繪成一個「性情隨和」的人，他總是「避免妨礙他的同事」，他沒有「強烈的個性，並不過分追求杈力……他不是斯大林那一類人。」一句話，劉少奇是一個乏味的人。毛澤東把他當作一個由官僚菁英統治的中國的先行官，而不像他自己和長征的同志們那樣是有超凡魅力的革命領袖。劉少奇從不向毛澤東的命令挑截，但是他執行的圓滑態度使毛澤東不太愉快。
感覺到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差異，康生一直密切觀察毛澤東對他的副手不滿意的任何信號。康生準備抓住最早的時機攻擊劉少奇，但是小心地不使他的計畫進一步暴露。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一次地區黨委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會議時，康生帶來了一份黨的文件副本——第九號簡報，摘錄了劉少奇對校園政治活動的一些命令，它們與毛澤東的命令相抵觸。如果毛澤東流露出任何對劉少奇的敵意，康生準備拿出這份文件併當面批評劉少奇；如果沒有，他將保持沉默。
劉少奇坐在毛澤東旁邊，舉止就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意見分歧。同時，康生仔細觀察毛澤東是否流露任何細微的敵意。毛澤東開始討論劉少奇的命令，也就是康生公文包里那份報告的內容。在他述說的時候，主席幾次從旁邊直視他的副手——康生認為這是毛澤東蔑視劉少奇的信號。他把手滑人他的公文包，拿出那份文件，但是他又改變了想法。時機過去了，毛澤東又轉入其他話題。康生後來回憶說：「當時我拿著那份文件，想把它交給毛主席，但是我缺乏勇氣，我思考了很長時間，還是把它放回公文包。我害怕有人會說我正在策劃某些指控。第二天我向作者指出那份文件的危險性，我想說服他向主席陳述那份文件，但是沒有結果。」
康生繼續監視主席的態度，但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問題倮持沉默將近一周。然後在八月四日，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牛鬼蛇神」當權。毛澤東轉向劉少奇，宣布國家主席在北京搞「專政」，劉少奇在當天下午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在毛澤東離開首都的時候犯了錯誤，並且保證他並不打算迴避他應負的責任。三天以後，中央委員會成員看到一份嶄新的戲劇性的大字報，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使猛烈攻擊具有爆炸性效果的是「毛澤東」的署名。主席的大字報大約只有二百三十字，但是它提供了明確的證據，他全力支持對黨的權力機構的清洗，從劉少奇開始。
康生的謹慎立刻消失了，更不必說他對國家主席諂媚的敬重了。幾天之內，康生開始搜集證據，希望證明劉少奇主要的背叛罪行。當他發動這次討伐時，康生充分認識到劉少奇與那些已經倒台的領導人的區別：連五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害者也沒有這麼高的地位。彭真，就其所有的影響而言，不過是地區性而不是全國性的人物，而劉少奇領導的幹部和行政官員的網路覆蓋著整個國家。康生知道，修正主義的指控在最初攻擊羽少奇的時候是有用的，但是不能保證他永遠遜位。因此，他尋求種種方式把劉少奇描繪成國家的敵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集會上，康生邀請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代表團的首領們，在俯瞰廣場的城樓的一間接待室里正式接見他們。天津曾是劉少奇領導華北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基地。康生通知他的客人，他要委託他們一個重要任務，尋找黨內「叛徒」的證據——他特別指出，其中有劉少奇。南開代表團喜出望外，他們從沒想到有幸舍見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而且在離開北京的時候接受由他委派的重要任務。康生對他們的反應很高興，但是為了保證委派任務的敏感性不致令他們驚恐，他拿出自來水筆，寫了一張條子：「請組織紅衛兵調查滲透在各個單位和部門的。 叛徒。調查劉少奇和其他人被捕和叛變的問題。康生，八月十八日。」
南開大學的紅衛兵沒有發現劉少奇在天津背叛黨的任何證據，但是他們確實找到了三〇年代初期一些高級幹部被監禁的相關材料。那時，六十一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關在草嵐子監獄，那是一座森嚴的四方混合建築，周圍是二十英尺高的塗灰泥磚牆，位於北京的中心北海公園的西面。一九三六年，日本人佔領北京的可能性似乎日益增大，劉少奇從天津基地給陝西的共產黨司令部發電報，提出應該設法營救被監禁的幹部。劉少奇指出，如果他們落人日本人手中，就要遭到處決。
共產黨領導層對劉少奇的提議作出反應，命令柯慶施與獄中同志建立秘密的聯繫，那時柯慶施是中共華北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給監禁的共產黨員送去一封密信，指示他們假裝放棄激進的信仰，以換取國民黨對他們的釋放。監獄黨組織的領導懷疑柯慶施的信息是國民黨陰謀的一部分，他們對照其他文件檢查筆跡，確定指示是真實的。他們把消息傳給監獄裡的同志們，幾周內，共產黨員們開始對國民黨假裝屈服。
到一九三六年末，所有被監禁的六十一人都贏得了自由，但是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