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下一個目標是控制公安部。羅瑞卿，一位長征的老戰士，在一九三八年取代康生，接管共產黨的情報系統，他從一九四九年起掌管公安部，直至一九五九年才返回軍隊，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首領。繼承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的是著名的將軍謝富治，他和康生本人很相像：肆無忌憚而又野心勃勃，他願意支持任何能夠促進其利益的領導人。與康生和這個時代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謝富治把政治當作一種家庭冒險：他提升了他妻子劉湘萍的政治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成為衛生部長。
在國際聯絡部的助手們的協助下，康生讓訪問中國的「外國蠻子」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進步面。不過，他不能阻止蘇聯人利用發生在中國的破壞來貶抑毛澤東。蘇聯的宣傳機器不停地譏諷遍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由三位蘇聯漢學家撰寫的著作≤論在中國的事件》，代表了對毛澤東及其統治更為理智的批評。作者B.扎奈金（B.Zanegin）、A.米羅諾夫（A.Mironov）和Ya.米海洛夫（Ya．Mikhaylov）把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描述為「一次對黨的正面進攻。」
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國際聯絡部直接向中央委員會彙報，並且在對外事務方面擁有幾乎是無限制的特權，它比政府的相應機構外交部發揮的影響大得多，在北京的列寧主義統治者眼裡，外國政府遠不及外國共產黨重要；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政府只是黨的工具。國際聯絡部負責與那些統治其盟國的共產黨機構聯繫，這使它成為一個有地位的單位。外交部在與蘇聯的爭論中很少發話，留給它的任務是安排大使館、向外國派送外交官，以及處理與非共產黨政府的關係。
康生與他兒子之間的會面是不自然的——他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見面了——康生保持著一種差不多是儒家的得體氣度。一月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非常正式的場合，康生接見了張子石，出席的還有王力、關鋒和其他幾位康生的老朋友。康生坐在一張帶有套子的沙發上，告訴張子石那時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的重要意義。「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康生宣稱，「但是不要忘記，在某種意義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整頓幹部的運動。所有的幹部都需要改過自新，並不是因為他們都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不是說希望觸及靈魂嗎？我們能不能觸及你的靈魂？你的靈魂就這麼乾淨？」
楊尚昆靠邊之後，汪東興無可爭議地出任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的首領。汪東興更得到康生的歡心，他是毛澤東的狂熱讚美者，與鄧小平和黨的機構缺乏聯繫，而正是這種聯繫使楊尚昆成為激進派的障礙。汪東興雖然對政治問題十分敏感，但基本上還是個技術專家，精於安全事務，願意做任何有助於主席的事情。汪東興的人員負責逮捕和監禁那些在一九六六年被清除的領導人，包括劉少奇、羅瑞卿和鄧小平。
國際聯絡部始於一九五一年，在它存在的最初十二年里，頭領是王稼祥，他是共產黨勝利之後中國駐莫斯科的首任大使。王稼祥曾經在一所教會學校就讀，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與外國人和中國人相處同樣無拘無束。他與康生同時進入上海大學，後來在莫斯科學習，並成為王明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一員，回到中國。然而在長征的時候，王稼祥對王明的冒險主義感到厭倦，而轉向毛澤東一邊。他在向延安轉移的途中受了重傷，於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進行治療。等到王明和康生回到中國，他戍為中國駐共產國際的臨時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前，他一直留在莫斯科；在那裡，他偶爾聽說康生在蘇聯首都懲罰中國同志的暴行。他啟程去延安的時候，王稼祥已經清楚地了解康生的奸詐和冷酷。從那時起，他對康生一直小心翼翼。
無政府主義的洪流為康生創造了一系列誘人的可能性。走錯一步就可以把任何人送進監獄或勞改營，包括他自己，但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各種界限的幹部就能自由地提升自己。尤其是康生，他把陰謀家和政治暗鬥家的高超技術同他與毛澤東的聯繫結合起來，共產黨舊秩序的崩潰反而提供了他豐富的機會。
許多被沒收的資料那時被銷毀，因此其內容將不再為人所知。但是有多少材料涉及康生，監督這項工作的委員會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寫給張春橋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線索，那是搜尋工作進行了五個月的時候；委員會彙報說，在國民黨和汪精衛的前日偽政權的檔案中，發現涉及康生的資料有九十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紀錄對於康生來說，可能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在真正奧威爾 式受嚴酷統治而失去人性的社會裡，康生抹去了過去，就能控制未來。
一九六二年，中國的經濟問題和國際上的孤立預示了中華民族深深陷入危機，此時王稼祥與國際聯絡部的兩位副部長伍修權和劉寧一一起，給周恩來、鄧小平和外交部長陳毅寫信，他們提議，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國應該試圖改善與外國政府的關係，並且避免與印度那樣的國家進行不必要的戰爭；那時候，中國軍隊正與印度作戰。在那騷亂的時代，王稼祥的勸告湮沒無聞，只有康生把它記在心裡。康生利用宦作為借口，以削弱王稼祥對國際聯絡部的控制。一九六三年，康生逼使王稼祥離開國際聯絡部，王稼祥留在家裡，把大部分時間用於閱讀。
正如康生所期望的，主席接受了他對會議的看法。情勢揭曉：毛澤東公開號召反對「二月逆流」。亦有人呼籲要保護「革命英雄」——高級幹部的標準用語，但都被下列的指控輕輕打發：「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保護叛徒、內奸、特務。」這是康生在污衊他的敵人時習慣使用的標籤。一九六七年春季，陳毅、李富春、徐向前和譚震林成為瘋狂攻擊的目標，他們一個接一個失去了權力。
蘇聯分析家避開對毛澤東的謾罵，但是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惑怖預兆，那是康生一手操作的。蘇聯人還批評康生如此大聲陳述的毛澤東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注意到，毛澤東集團試圖證明，毛澤東思想要比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遠為重要。
康生經常與毛澤東一起露面，在毛澤東接見外地的紅衛兵代表時，他也經常出席。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主席檢閱天安門廣場上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遊行隊伍時，康生就站在他身邊，揮舞著「紅寶書」，這本毛主席語錄的袖珍本已經成為紅衛兵的聖經。十天以後，當毛澤東想感受一下街上的氣氛時，康生與主席坐在一輛不帶標記的轎車上，在北京城裡逛了一圈，轎車的後窗覆蓋著窗帘，掩蔽了車中人的身份，他們看到城牆和街道上到處張貼著大字報和標語。這個時期，除了毛澤東的家人，任何人都不如康生那樣接近主席。
康生給里坦伯格的印象是個奇怪且被扭曲的人。即使在他遭受軟禁之前，里坦伯格就感覺康生不喜歡他。「我總是覺得，康生是上層領導中少數幾個不喜歡我而且我也不喜歡他們的人之一。」在里坦伯格的記憶中，康生是個「冷血動物」，他總是隱藏著什麼東西；除了自誇他能夠認出外國特務之外，康生的舉止「就像戴著隱形的單片眼鏡，」以一種優越的猜疑眼光審視別人。康生落在里坦伯格身上的眼光比其他高級領導人更為尖銳和緊張。里坦伯格回憶說，在宴會上，康生很少像其他高級幹部那樣微笑或開玩笑，而是鬼鬼祟祟地行動，總是把腦袋從一側轉向另一側，說話簡短，神經質地看著他周圍的人。里坦伯格把他看作拉斯普廷 ——陰鬱、狡猾、邪惡。
才剛粉碎掉警察和安全部門內部的抵抗，康生便著手一項新任務，他有系統地搜尋和毀滅四十年以上有價值的檔案資料，追查任何可能使自己或盟友為難的紀錄。他在一九六七年末以凋查「敵偽政權」檔案為借口，開始這個工作，所謂的「敵偽政權」檔案，也就是共產黨勝利之前由國民黨、日本人、前日本傀儡政府和在中國管理租界的西方列強留下的檔案。在康生的命令下，七百名軍隊文書花了三年時間，檢查了公安部北京總部的檔案。等到他們弄完，公安部的擋案已被完全打亂。
另一位著名的受害者劉仁，是負責安全事務的北京市委成員。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邀請三位美國軍事情報官員，由中尉麥凱（Mackay）率領，視察新近佔領的城鎮卡爾干（Kalgan，現在稱張家口），這個城鎮控制著北京北面長城的一個通道。那時劉仁是共產黨地方安全人員之一，他籌划了這次訪問；現在康生利用美國派遣人員，作為劉仁是「一名美國和日本間諜」的證據。劉仁的專案組在康生的指導下準備了一汾報告，斷定「特務頭目劉仁在解放之後繼續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劉仁被康生趕出辦公室並遭受迫害，最終因病死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北京公安局的許多官員也遭逮捕，包括局長馮基平，副局長邢湘生和其他七十位高級幹部。總共有一千六百名幹部被列為「間諜」或「叛徒」。
一九六七年末，康生開始逮捕公安部的領導人。除了謝富治和汪東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