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滅彭真是康生一九五六年重返政治舞台以來最大膽的動作。康生的成功推動了他瘋狂的陰謀活動。在幾個女人的協助下，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以及一位以女性機會主義而知名的大學講師，康生幾乎用他醒著的每一分鐘來策劃煽動騷亂的各種方式，以清除其更多的權力競爭者。
正式驅逐彭真之前的最後幾天里，康生開始擴大他的攻勢。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危險，他利用關鋒作為擋箭牌，給吳傳基帶了一個考慮周全的口信，吳傳基是關鋒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同事。康生建議吳傳基寫一張譴責彭真「政治罪行」的大字報 。
康生的指點使吳傳基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彭真即將下台。不過，吳傳基了解關鋒是一位有權勢的官員，所以他準備了一張大字報。可是，吳傳基攻擊的不是北京市長彭真，而是一個不很重要的人物，北京宣傳部副部長楊述。楊述不足以引起許多爭議，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張大字報很少被人注意，不久就被遺忘了。
康生立刻指使曹軼歐的另一戰線展開攻勢，迄今為止，北京大學是中國最具聲譽的高等學府，而且是反抗活動的策源地。康生告訴曹軼歐去聯絡激進的講師和學生，唆使他們批判大學行政機構——並且影射北京市政府，它對首都的敦育工作負有責任。為了給曹軼歐在校園出現提供借口，以免出現差錯，康生利用他理論小組組長的位置，指派曹軼歐一項「調查」學生政治狀況的任務。
曹軼歐由六位助手陪同，前往頤和園招待所報到，這是十九世紀慈禧太后在離北京大學前門不遠處建造的一組小巧玲瓏的建築。北京大學佔據數百英畝長滿樹木的土地，那裡曾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資助的燕京大學的所在地。大學的高貴特徵反映在它的建築風格上：覆蓋著琉璃瓦的塔式建築，月洞門通向寧靜的庭院，景色優美的湖泊曲折地分布在古典式的花園。相比之下，中國新建的學校和學院往往是填滿四方的灰白水泥建築和用圍牆圍起的乏味場地。
曹軼歐與北大激進的積極分子秘密接觸，歡迎他們邀請她去「諮詢」。來訪者中精力最充沛的是聶元梓，她是一位四十五歲的豐滿女人，是講授馬克思主義的講師和管理哲學系的黨委成員。六〇年代以來，聶元梓在政治上十分積極，她是一位足以為康生的目的服務的直率的激進主義者。她的私生活被人私下議論。她在第一任丈夫被打成「右派」之後與他離婚，接著與一位地位很高的黨干吳溉之結婚，他比她年長二十歲。吳溉之與康生同時入黨，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那是一個處理犯錯誤幹部的藍察機構；聶元梓利用第二任丈夫的關係來促進她的發展。她在婚姻上的機會主義引起了大學同事們充滿敵意的評論，但是她的聲譽並無法嚇阻止康生。他對曹軼歐譏諷地評論說：「即使聶元梓是個烏龜王八 ，我們也應該支持她。」
聶元梓往往喜愛極端的方法。她提議寫一張大字報，揭露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要員的所謂罪行。但是曹軼歐在康生的勸導下，警告聶元梓不要如此魯莽。康生讓曹軼歐告訴她要有節制地選擇目標，例如北京市委。康生指出三個可能的代罪羔羊：負責教育的市委秘書宋碩，一九五九年以來任北大校長的老革命陸平，北大黨委副書記彭佩雲。這三個人與北京的黨組織都有聯繫，而且在教育界很有影響。如果進攻得手，聶元梓和她的組織就可以咬住整個市委不放；如果失敗，康生可以否認與這場運動的關係，將它當作誤人歧途的校園政治。不論可能發生什麼情況，他都不太有個人風險。
聶元梓聽從曹軼歐的勸導，與哲學系六位激進派學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正如康生所暗示的，聶元梓把宋碩、陸平、彭佩雲，以及整個北京市委當作目標。雖然聶元梓的態度是節制的，但是出乎意料競在學生群內引起了敵對的反應。憤怒的學生從牆上撕下大字報，各個學生組織互相爭吵和毆鬥。那天晚上，周恩來對騷亂的報告作出反應，他派出幾位代表去撫慰學生，並且調查這起突發的風潮。總理的代表提醒學生，大字報必須遵守既定的方針；他們恢複了秩序，批評了聶元梓和她的同夥。但是沒有發現她行動的後台。
康生在數小時內如道了周恩來的干預，並且開始保護他的羽翼。學生騷亂是他計畫中關鍵的因素，但是他現在面對的是擁有廣泛的公眾威望和官方影響的周恩來，周恩來可以成功地恢複校園的平靜。甚至康生更擔心，如果周恩來發現他對這張大字報所負有的責任，他的處境可能會非常尷尬，或者更糟。
在某種程度上，康生使自己陷入困境。他決定不顧既定的秩序，直接向毛澤東提出政策的問題，那時毛澤東在華南。提交給主席的每份文件都應該由劉少奇過目，但是康生繞過劉少奇，直接把聶元梓的大字報的原文送交毛澤東，以尋求他的認可。
在毛澤東作出回答之前，幾天過去了。康生以前花費了二十五年時間奉承毛澤東，給這位最高統帥以個人和政治的好處，使他參與有關藝術、文學、政治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談話；但是當他等待毛澤東的回應時，他感到忐忑不安。康生希望毛澤東支持大字報，而他對此並無任何把握。六月一日，當毛澤東從武漢打電話給康生時，他的疑慮結束了。幾個月後在北大的一次集會上，康生解釋說，毛澤東當時很高興，主席的發話「解救」了他。正如他過去認可康生對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附會解釋那樣，毛澤東贊成聶元梓的大字報，並且命令中央電台廣播大字報的全文。
在此之前，大字報的新聞在學生、教師和大學行政人員的有限人群內口耳相傳。然而，一旦中央電台傳布了這個消息，每個人都知道了。聽眾的電話使電台接應不暇，他們對直指北京市委的辱罵表示憤怒。電台保存著電話紀錄，但是沒有得到上層領導的支持，輿論的影響很有限。相反，康生把抗議電話芻作北京當局如何狡猾地操縱全市群眾的證據。對客觀現實的任何感覺正在消失中。
第二天（六月二日），康生讓《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這份國家最主要的報紙在頭版頭條以《大字報揭穿了一個人陰謀》為題攻擊北京市委。為了增強大字報的影響，康生指派陳伯達、關鋒、《紅旗》雜誌的一位副主編王力 起草一篇「評論」，這是一篇表達上層領導觀點的正式社論。
評論是在康生的指導下炮製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向公眾暗示，聶元梓擁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刊登了頭條新聞報導，並且在社論專頁上全心全意地贊同這條消息。報紙的支持等於是號召背棄北京當局。黨的官員在當天宣布，彭真、陸平、彭佩雲下台了。即使如此，康生對此項重大勝利仍然缺乏信心。毛澤東已離開北京很久了，住在杭州的別墅里，對自己的意圖秘而不宣。主席已經表現出希望變化的意圖，但是他從來沒有明白說出，他要這種混亂的趨勢走多遠。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狂熱的行動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當時聶元梓在曹軼歐和康生的暗中支持下，組織了一次群眾運動，批判且羞辱大學行政部門的高級成員。聶元梓和她的年輕助手們搭起一個露天講台——稱作「斗鬼台」——並且集合了一群造反的學生。示威者確信，大學管理部門正協力促成北京市政府阻撓毛澤東的意圖，他們派出搜查組去抓大學幹部和教授，把他們拖到集會上作自我檢討。群情激蕩，憤怒的學生放這種意想不到、否定當局的機會沖昏了頭腦，他們開始拳打腳踢被集攏在一起的大約六十位教授、講師和黨的幹部。年輕的造反者迫使受害者戴高帽，在他們的衣服上別著侮辱性的標語，臉上塗著黑墨水，粗暴地要他們下跪，剃陰陽頭。一些教授受到嚴重傷害，一些婦女衣服被撕破，乳房被玩弄——在社會主義北京極端拘謹的氣氛中，這種待遇幾乎是前所未聞。
六月十八日的騷亂是一九四九年共產党進駐北京以來第一次沒有計畫的狂勢行動，這是對專註於公眾秩序的政權一次令人震驚的挑戰。康生本人則擔心騷亂可能引起軍隊干預，或使毛澤東更為謹慎，進而阻撓他的計畫，於是他也站出來，批評那天的暴行。
但是，幾個星期內，康生髮現六月十八日的暴行並沒有引起危險的反應，他從調解人的幕後出現，開始公開鼓吹群眾動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激勵北京師範大學的一群支持者說：第二天，他在北京大學對學生聽眾說，六一八事件「主要是好人斗壞人」的「一場革命的群眾運動。」雖然突發的混亂違反了黨的準則，但是康生答應原諒那些因為「一時衝動」而捲入的學生。他為受害者被迫戴高帽、掛上列舉罪行的標語牌的方式辯護，他堅持說懲罰是「非常輕微的。」
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到七月底，有一百二十多位高級幹部和著名知識分子被趕出辦公室。八月，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顯然受到攻擊。但是這只是開始。在十八個月里，受害者將達到數百萬。
康生在北京大學有聶元梓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