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康生繼續在隱蔽處活動的時候，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夢想和中國嚴峻的經濟現實之間的落差日益明顯。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試圖使國家沿著航道穩健前進，但是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宣稱他在政治上要捲土重來之後，群眾運動開始讚美集體社會中非常熟悉的無私共產主義英雄的理想。無數的城市幹部、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和學生被送往農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也就是竭力仿效農民的簡單生活。當時宣傳的精神根源在延安。二十年前毛澤東寫的一些文章表現了共產主義道德的樣板。一些延安的照片顯示了毛澤東和其他高級官員在他們的窯洞外挖掘小塊的蔬菜地，這使群眾回想起主席曾經與他們一起勞動。
以此為背景，一場公開的爭論到一九六五年末達到了頂點，當時國防部長林彪唆使逮捕他的競爭對手，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將軍。康生是第二年捲入羅瑞卿事件的，那時他協助配合，指控羅瑞卿是個「內奸」，與外國保持非法關係。在林彪把目標對準他之前，羅瑞卿將軍似乎是天下無敵的。雖然他是位長征老戰士、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和前公安部長，但是羅瑞卿還是把了錯誤，偏離了毛澤東的軍事理論，他號召建立一支以現代武器裝備、以先進戰術訓練的職業軍隊——他忽視了主席對游擊戰的崇拜和對意識形態的熱愛。羅瑞卿成為抵制毛澤東軍事思想以及林彪控制的人民解放軍的一個象徵。林彪和他的妻子葉群——一個具有無限野心、喜愛搞陰謀的女人——哄騙一些部隊和空軍的軍官，指責羅瑞卿陰謀奪取軍隊的權力。羅瑞卿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捕，並且受到好幾年的迫害。
當林彪和羅瑞卿之間的鬥爭達到高潮時，康生重又轉向文學上的爭論。這次爭論的焦點是戲劇《海瑞罷官》，它重述了十六世紀明朝大臣海瑞的故事，他因為公開反對嘉靖皇帝的錯誤政策而被罷官。江青首度在一九六二年試圖說服她丈夫批判這個戲劇，但是毛澤東沒有理睬她的勸告——事實上他還邀請戲劇明星馬連良到他在中南海的居所晚餐，整個夜晚對其表演藝術讚美不已。
兩年過去了，康生開始捲入。康生沒有像江青那樣，譴責《海瑞罷官》是對毛澤東文學理論的挑戰，而是從主席的猜疑人手，散布這個戲劇企圖為彭德懷鳴冤的觀點。康生基本上是重複了他在小說《劉志丹》事件中的手法，把這部作品描繪成一種針對毛澤東的陰謀工具。
康生在這個事件中的作用是如此微妙，以致使當時的許多觀察者相信，《海瑞罷官》確實是康生所理解的那回事。實際上鼓勵頌揚海瑞是由毛澤東本人發起的。一九五九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當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丁解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並且開始號召各省呈送真實的報告時，毛澤東要求幹部學習「海瑞精神」。他的秘書胡喬木把這些評論傳達給吳晗，一位受人尊敬的非共產黨員的歷史學家，一九五一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由此可知共產黨也在努力改進與國內知識分子的關係。 胡喬木建議，吳晗以海瑞的生平故事為基礎，寫一篇文章或一個劇本。
吳晗寫了一篇《論海瑞》的文章回應胡喬木，於一九五九年末發表——就在廬山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艱苦鬥爭和清洗彭德懷元帥之後。不過，他的文章受到普遍歡迎；沒有人指責他別有用心或是為毛澤東下台的批評者辯護。於是吳晗開始把海瑞的故事改編成戲劇。他原把初稿簡單地稱為《海瑞》，但是一位朋友，雲南植物研究所所長蔡希陶指出，幾個世紀以來許多文學作品都以這個題目出現，建議把題目擴充為《海瑞罷官》。從第四稿起，這個戲劇就以這個最終導致災難的新名稱而知名。
《海瑞罷官》在廬山會議兩年之後的一九六一年首次公演，受到北京觀眾的熱烈歡迎，包括高級領導人。那時康生專註於促進有關鬼怪、賣國賊和色情的傳統劇目，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從吳晗的戲劇中發現了什麼問題。
然而三年之後，康生髮動了一場稱得上是伊阿古式的運動，抓住了毛澤東的恐懼和猜疑。他向毛澤東暗示，這個戲所暴露的陰謀是題目中「罷官」兩個字。康生巧妙地說明，這兩個宇在勇敢的海瑞和桀驁不馴的彭德懷之間建立了虛假的平行關係，因為他們兩人都被罷了官。
正如適應毛澤東新的國內安排一樣，康圭繼續加強毛澤東猜疑吳晗寫作《海瑞罷官》的動機。他還秘密地與江青和其他幾個幹部一起策劃對這齣戲劇的攻擊。康生和江青認為，北京宣傳部會制止在北京發表任何批評這齣戲劇的文章，於是他們選擇從上海發起攻擊。儘管共產黨政權具有鐵板一塊的形象，但是中國兩個最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氛圍極其不同。北京在許多方面仍然是中世紀的帝國首都，擁有精美文化的誘人空氣。而上海的政治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由工人領導者控制著，其中許多人是從暴徒起家的。這個城市是激進思想的溫床，這是多年來從反對外國人、資本家和國民黨的鬥爭中形成的。康生和其他共產黨人早年都曾在上海的骯髒作坊和工廠中擔任鼓動者，他們愛好強硬路線的意識形態的言辭，這使他們與更為實際的戰士和管理北京的官僚有所區別。
柯慶施從二〇年代末開始就是康生的同志，他控制著上海的共產黨機構，這為康生選擇上海作為基地提供了另一個理由。柯慶施僅比康生小四歲，他們都出生於鄉紳家庭，並且在白色恐怖時期的上海地下黨內一起工作。柯慶施被朋友們稱作「大鼻子」和「柯外行」，他虔誠地學習毛澤東著作。柯慶施把毛澤東的一些口號壓在他的辦公桌玻璃下面，在他的床邊放著毛澤東選集，而且總是隨身攜帶至少兩本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書。在任南京市長之後，一九五四年柯慶施被調回上海。到五〇年代末，他既是上海市長，又是上海黨機構的第一書記。
柯慶施進駐于海格大廈 ，這座殖民地時期的豪華蓬築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供上海黨的總部使用，樓里的幹部和他一起分享著激進派的熱情。柯慶施最信任的助手是位名叫張春橋 的記者，他是個不苟言笑的人，而且與大多數中國人不同，迴避社會交往。張春橋和康生一樣，出生在山東一個富裕而知名的家庭，他生於一九一七年。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張春橋去上海尋找出路。他開始是做校對員，為古典文本加標點和注釋，使之合乎現代形式。張春橋認真而刻苦，不久成為涉獵廣泛的記者，以「狄克」為筆名。他與國民黨的圈子有來往，是編輯兼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門徒，當江青在上海當演員的時候，崔萬秋還向她獻過殷勤。身為國民黨陣營的一員，張春橋寫了許多諷刺文章攻擊魯迅，魯迅是中國最有成就的諷刺作家，他被共產黨所影響，轉而成為對蔣介石的統治不抱幻想的知識分子的象徵。張春橋後來為國民黨機構服務，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他逃往延安，在那裡他加入了共產黨，並且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這個學校是由康生的社會事務部管理的。張春橋從此展開以後十年中與柯慶施的密切合作，並且跟隨他來到上海，成為這個城市的官僚機構中正在上升的明星之一。到一九六五年，他已經是上海宣傳部部長和城市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江青和康生一樣，對上海有著強烈的情感。她對自己當年年輕演員的生涯有許多美好的記憶，一九六二年以後她在上海度過了許多時光。在錦江飯店這座戰前的豪華的綜合建築中到處是磨光的木質鑲板和黃銅配件，江青在她的一組套房中培育起與柯慶施和一些地方宣傳工作者的親密關係。一九六三年向孟超昀鬼怪和賣國戲《李慧娘》發起攻勢的時候，柯慶施與康生和江青一起工作，而且上海的文化官僚總是倡導江青的革命戲劇。
在康生開始說服毛澤東，吳晗的歷史劇中隱藏著惡毒用意之後大約一年，江青告訴柯慶施和張春橋要批判這個戲劇。他們同意了，一九六五年二月張春橋指定姚文元全力以赴準備一篇批評文章，他是上海兩家主要報紙之一《解放日報》工作班子中的一名年輕記者。
接受這次使命時他只有三十四歲，這位圓臉的胖子姚文元同樣是上海這個腐化世界的產物，這個世界在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協助造就了康生和他的許多同夥。姚文元的父親是姚蓬子，一位頗為成功的上海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四年之後被康生的秘密機構的同仁之一潘漢年招募為特務。姚蓮子在康生的組織中任「通訊官」，把消息秘密地傳遞給華北的共產黨網路。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國民黨調查科在港口城市天津將他逮捕，姚蓬子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成為在國民黨安全頭目徐恩曾管轄下的文學圈內有影響的國民黨特務。儘管其父親有變化無常的歷史，但是在五〇年代初共產黨還是允許姚文元加入，而且他逐漸使自己成為一個次要的卻又在思想上十分可靠的記者。
一旦著手寫作批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就遇到了嚴重的障礙。他在人民共和國的初期接受教育，對明朝的歷史知之甚少，更不用說海瑞這個人了。姚文元需要尋找專業而又謹慎的助手，他求助於兩個來源：上海復旦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朱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