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同妻子和小姨子一起，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個溫暖的日子裡，從一節高級車廂走上北戴河火車站的月台。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毛主席即將恢複「階級鬥爭」這個概念來作為所有政策爭論的檢驗標準。但是康生具有一種猜測主席意圖的敏銳直覺，以致毛澤東一宣布階級鬥爭依然是「綱」，康生就開始制訂他的計畫。認識到中國又瀕於內亂的邊緣，他開始為黨的高層內衝突重新做準備。
康生立刻感到，毛澤東身邊那些激進的理論家將不可避免地同一九五九年以來一直管理中國的重實效人士發生衝突。他打算利用那些把階級性強加在中國身上所引發的爭論和混亂，進一步謀求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康生還是毛澤東，當時都沒有預見到他們重塑中國社會的企圖，會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亂，但是即使他們預見到，康生肯定也會奮勇向前。
由於不清楚毛澤東會把新的意識形態運動推進到何種程度，康生做好了防備任何突發事件的安全措施，培養同劉少奇和鄧小平那樣正統領導人的友好關係——雖然他私底下秘密煽動可能把他們趕下台的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六年爆發，康生的許多同志才看出他對激進目標的支持，或者他指責任何人的能力，包括把他們當作「階級敵人」。
康生的變色龍本質使某些外國觀察家把他描繪成一個「模稜兩可」的人物，在每個陣營里都插進一隻腳。但是這幅康生的畫像還遠遠談不上逼真：他會為自己的目的興高采烈地犧牲掉任何人——甚至毛澤東。然而，數十年來身居黨的最高層，康生清楚地知道，當中國被那種由毛澤東強加給周圍所有人的幻想所控制的時候，這是他成功的最好機會。
在毛澤東在北戴河演講的那些日子裡，康生開始插手文化事務。他對文學藝術界的第一個侵犯行動，是詆毀一部尚未出版的長篇小說《劉志丹》，一部關於一個早期共產黨革命家的傳記小說。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大多數中國的文學批評都是用意識形態的標準來評判作家：讚揚資本家的書是壞書，讚揚工人和農民的書就是好書。根據這種獨一無二的標準，《劉志丹》是一本極好的作品；但是康生將情治的專業知識同文學批評的業餘愛好結合起來，指控《劉志丹》是心懷不滿的幹部的一件陰謀產品，這些幹部密謀利用這部長篇小說來破壞毛澤東的威望。
這部長篇小說的主人翁劉志丹，是個真實的人物，二〇年代末一個秘密幫會的領導人。由於抵抗暴虐的地主和小軍閥，劉志丹轉向了共產主義，並成為陝北一位傑出的黨的領導人。他將他的隊伍擴展成一支相當大的衣民軍隊，同兩位精悍的共產黨組織者，華北著名的領導人高崗和他的副手習仲勛密切合作。劉志丹死於一九三八年抗擊日本人的戰鬥中，但在世之時一直沒有引起毛澤東的妒忌。
毛澤東對那些以共產主義事業的名義在陝西最早建立解放區的人，向來有所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西北部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成功，仍然是範圍廣大的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劉志丹、高崗和其他取得軍事勝利的人使南方的毛澤東感到困惑，他們曾經為長征的倖存者創造了一個避難所。毛澤東的不滿為他同高崗的衝突以及高崗的失勢和一九五四年的自殺埋下了伏筆。
康生是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六個月首次聽說《劉志丹》這部書的，當時文學機構的一位關係人士告訴他，工人出版社準備印行關於這位革命英雄的長篇小說。甚至在他讀到這本書之前，康生就認定此書可以被視為有意推翻一九五四年對高崗的定論。康生馬上下令出版社，將這本書的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這樣官員們就能從兩種修改稿之間的差異找到政治上的含義。儘管康生看到了這部長篇小說作為一件政治武器的潛在意義，但是在毛澤東擺脫消極狀態之前，他什麼也幹不了。在這段時間裡，康生靜候著時機。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開始行動，甚至在夏天退往北戴河之前就已達到了某種結果。當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邊工作邊享受在避暑勝地游泳的歡悅、曬太陽的樂趣以及吃新鮮魚蟹的口福的時候，康生抓住了主動權。康生一聽到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演說，他就行使他做為「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權威，寫信給負責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安全和調在反對主席的陰謀的相應部門中央辦公廳。「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寫作問題，」康生告訴中央辦公廳，「看來是個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
《劉志丹》不過是種宣傳，它試圖歌頌一位黨的早期領導人的革命精神和勇氣。它頌揚了一個人的閃耀行動，此人曾經幫助共產黨擊敗兇惡的軍閥和統治中國達四十年之久的腐敗國民黨官員。但是這部長篇小說的作者李建彤和那些鼓勵她的人都曾經同劉志丹本人接近過。這張個人關係網就是康生所需要的「證據」，給他指控陰謀的說法增添了真實的聲音。
李建彤同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結婚。即使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家庭關係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極為重要的，劉景范被任命為地質部副部長，一個還算重要的職位，這要感謝他兄弟死後的聲望。李建彤於一九五六年開始寫作這部長篇小說；等她的調查工作結束時，她已經採訪了許多曾經同她著名的大伯一起戰鬥的老戰士。她的一位關鍵性顧問，肯定也是對她的調查感興趣的最資深幹部，是副總理習仲勛，他在三〇年代曾是劉志丹的主要助手。習仲勛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沒有被提到，但是在創建共產黨陝西根據地的過程中，他的作用在幾位小說人物的口中栩栩如生。
康生很快就抓住習仲勛同這部長篇小說的關係，表示這是個危險的陰謀，把習仲勛稱作「一個反黨大陰謀家」，是這部長篇小說背後的「挂帥人物」。習仲勛「勾結」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副部長劉景范，「合夥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目的是為高崗翻案」——康生如此聲稱。為了指控習仲勛以影射文學來達到翻案昀目的，康生把這位副總理的作為戲劇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康生把他概括的評語寫在紙條上遞給毛澤東，毛澤東讀了以後直接回給康生，無疑允許他宣布主席贊同他的判斷。
十月份回到北京以後，康生促成中央委員會成立一個專案組來調查小說《劉志丹》背後的「陰謀」。康生本人被任命為這個組的組長並控制著整個調查的進程。僅僅成立專案組，結果就已呼之欲出：給這種情況貼上「專案」的標記，已經預定了那些主要「可疑分子」的「罪行」。
身為專案組組長，康生的第一步是面對作者李建彤，沒收了她採訪那些曾同劉志丹一起戰鬥的人的筆記。康生和他的調查者們向李建彤的筆記上提到的每一個人展開提問——資深幹部和單純的家屬都一樣——羅織罪狀，不管他們如何清白無辜，都受到連珠炮似的嚴厲指控。康生的最高層受害者習仲勛，從他的職位上被凋離，受到漫長的調查，並被關押達八年之久。地質部副部長劉景范則被撤職。其他在西北共產黨機構里一度很重要的領導人，都是康生下一步的目標。賈拓夫，經濟委員會一位部長級的官員，遭到免職處分，被送往農村，最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至死。白堅，第一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被紅衛兵在他自己的部門裡鬥爭至死，因為據說他為這部長篇小說提供「炮彈」。
在康生的指導下，專案組還殘害工人出版社的官員們。原先的社長高麗生被拷打至死。其他職員們也都受到嚴重拷打，有時候還遭到電刑的折磨。這本書的編輯何家棟，被送往遙遠的農村，在那兒，他和他的六口之家不得不靠一個月三十元 的收入維持生活。結果何家棟的奏子和兩個孩子都死了。那些同李建彤有偶然的間接關係的普通人，也被康生一網打盡。副總理習仲勛曾在那裡吃過幾次飯的餐館經理，也遭到逮捕並被指控為習仲勛的「地下交通員」。他的拘押導致當時首都的兩家主要餐館「北京烤鴨店」和「湖南飯店」的經理們也以陰謀罪遭到逮捕。康生罪惡的討伐達到了頂峰，當時李建彤在訪談過程中曾挽扶過街的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也被迫害至死。隨著康生繼續他的清洗，來自中國西北省份為數眾多的幹部被調到北京「學習」——一種對集中洗腦活動的委婉稱呼——並被當作「反黨集團」的成員受到批判。《劉志丹》事件的受害者據統計在接下來的四年里達到幾千人。
康生的調查組在一九六六年被遣散，但是在同一年稍晚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康生把幾支紅衛兵隊伍合併成著名的「六二專案兵團」，它在北京、上海、西安、蘭州、瀋陽、長春、長沙和延安都有組織——均為高崗曾出沒過的主要地區。原先專案組搜集的檔案材料，康生都轉給了「六二專案兵團」，並下令逮捕榜上有名的每一個人。實際上，任何同李建彤發生過聯繫的人，不管如何平凡，都遭到追捕和迫害。
圍繞《劉志丹》的論戰對於康生來說代表著一種勝利，它有助於使平民百姓更易於接受難以置信的過分指控，並激起政治的懷疑主義。即使《劉志丹》事件打倒了一名副總理、幾名部長和副部長，然而北京權力的均衡卻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