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江青所挑選的作品都是淫穢和色情的，完全與康生從五〇年代中期以來一直鼓吹的藝術觀點相一致。他們喜歡的作品是對共產黨政權所提倡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挑戰，這些作品歌頌了在新中國沒有一席之地的官庭陰謀和男女私通。江青尤其喜歡《虹霓關》，一段發生在七世紀初隋唐時期的愛恨情仇。劇中女英雄東方氏的總兵丈夫被一個名叫王伯當的人暗殺。由於中國大眾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報仇習慣，東方氏披掛上陣，把自己裝扮成武士模樣，好為她丈夫報仇。但是當她發現王伯當是如此英俊的年輕人時，她愛上了他，將仇恨拋在一邊，並且在一段受到江青熱烈讚揚的輕佻舞蹈中，她暴露出自己是個美麗而富有魅力的女子。即使演出很得體，這個背叛的愛情故事破壞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教誨，將肉體的歡娛置於對死去丈夫的忠誠之上。這在當時的大環境里甚至更為不恰當，當時頌揚的文學應詼具有工人、農民和戰士的觀點。
對康生來說，這些年過得幾乎是田園般的生活。他對俄國人的仇恨給予他極好的機會來炫耀他的民族主義和精通蘇聯方面的知識，從而重新使自己處於顯赫的地位。然而中蘇爭端是必須的，不然就會奪去康生的快樂時光。康生在大躍進前夕聲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任何學生一樣進行很多「酗力勞動」，但與學生不同，他們沒有任何假期。不過，在六年代初期，康生享受著休閑、旅行和娛樂活動。他遊覽中國的名勝古迹，搜集古玩。但是撮吸引他的一項活動是觀看傳統戲曲，並且將他的觀念強加於國家的舞台上。
天地造化仙人洞，
甘露清純石泉涌。
紅樓綠蔭中。
踏上白雲，邁向蒼穹。
遙望長江奔流天際。
到處神仙境地。
劇作家經常撰寫中國文史中燦爛的悲劇傳奇，但是也撰寫一些有關愛情、性和神話的民間故事。在北京，較為現世的主題經常受到限制，但是在其他地方，演員和觀眾都喜歡沉迷於充滿雙關語、令人產生聯想的場景，以及源於方言的淫穢語言和笑語。舞台還牽扯上同性賣淫。在十七世紀，滿洲政權禁止婦女公開表演；因此，全國很多地方被迫執行這個規定，男演員仍然在中國的舞台上扮演女皇、公主、寡婦、娼妓和眾多宮女，一直到二十世紀。在北京，女角都挑選自容貌細緻、有如女性的男人。沒名氣的男演員經常以進入同性戀窯子或為滿洲統治者提供服務來補充收入。這種同性戀的氛圍繼續纏繞著京劇舞台，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這就是時佩甫間諜案的背景，時佩甫是個第一流的中國演員，許多年他成功地男扮女裝，以致他的法國外交家情人竟然不知道他是個男人——這段插曲是戲劇《蝴蝶君》的來源。
對共產黨人來說，傳統戲曲中道德的模稜兩可產生了複雜的問題。中國新的統治者知道，他們可以通過讚揚京劇和其他地方劇種來贏得大眾的支持；「人民共和國」幾乎不可能壓制這種受到人民熱愛、有中國特色的娛樂形式。木過許多劇目表現出頹廢的思想，與黨的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委員們著手改革那些歷史悠久的一流劇目，在禁止淫穢、色情和迷信的同時，讓它們轉而歌頌愛國主義。
對康生來說，毛澤東在北戴河的表現預示了政治領域將出現巨大的轉變。毛澤東不但恢複活力，並希望談論比蘇聯問題更多的東西，康生明了主席已經回到了那種偏愛理論家勝於專家治國論者的政治中。意識形態問題重又時髦起來。
康生保護遭查禁的戲曲，這似乎給他一種掌握權力的感受，彷彿他漠視上層領導同志們所證實的社會主義倫理。有一歡他談到在延安參加《打漁殺家》的演出，透露出他無視黨的文化政策的傲慢心態：
康生對戲曲的官方趣味突然轉變，預示了盂超和創作《李慧娘》的其他人員將碰到嚴重麻煩。這齣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為「毒草」，並且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來調查它。「專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那時康生主管社會事務部；此刻用它來反對盂超，反映出康生把安全和警察技術運用到普通的政府和文化活動中去的習慣。孟超不知道調查他的「專案組」領導人實際上就是康生，還試圖出示康生寫給他兩封讚揚這齣戲的信來保轤自己；這兩封信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康生下令監禁盂超，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去世為止，這位劇作家一直飽受攻擊，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災難。
職位也有個好處，我是個中央委員，我才是設定標準的人，誰敢批評？有沒有人批評呢？有，但是只敢在背後罵得一塌糊塗，明著確實有點不敢，因為公開講就有反對中央的嫌疑……毛主席總是在政治上撐著，演戲就去看，你們說京劇有封建意識，但不能說毛主席有封建意識吧？用這樣的辦法才撐得起來。
一九五九年，北京崑劇院請孟超以《紅梅記》女主角李慧娘的故事為基礎，寫一齣戲。在這齣戲的改編過程中，孟超從康生那裡得到大量支持，他參加了一九六〇年的綵排，並且在對話和演員的服裝方面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議。康生對最微小的細節亦興緻盎然，乃至女演員耳環的顏色。當這齣戲最終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公演時，康生非常高興。他不僅寫了封信祝賀盂超的成功，而且向北京崑劇院下令：「北方崑曲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什麼現代戲。」
康生對色情作品的興趣延伸到文學上。在「反右」運動開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五七年年中對知識分子發起嚴厲的攻擊，康生來到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提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要求。他要求出版社的編輯人員替他尋找幾本非常色情的小說之未經刪節的早期版本：《金瓶梅》，描寫一個富有的山東浪子，是一本豐富而詳細、引人人勝的明朝小說：《九尾龜》，一本描寫歌女和妓女的十九世紀小說：《綠野仙蹤》，一個描寫上層腐敗和邪惡的故事。《金瓶梅》里充滿了露骨的性描寫一一它的主人翁西門慶，與他家鄉很多女性發生了性關係——是一部不平常的著作，對許多人物都有同情而令人感動的描寫。相反，《九尾龜》很少有可以彌補的特色。這奉應是用上海的吳語寫成的，描繪了十九世紀末的妓院生活。二十世紀的著名學者胡適把它視為「娼妓世界指南」，棄之如敝履。
毛澤東出乎意料對階級鬥爭的強調，正如康生立即認識到的那樣，要求對所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予以公開駁斥。為了使自己不沾染任何污點，康生立刻著手掩蓋他曾保護意識形態異常的劇目的紀錄，並且開始批評中國的現代劇作家。在一、兩年前被他捧上天的作品，現在被他貶低為只「適合於台灣或赫魯曉夫」。他聲稱：「十五年來，沒有寫出一個好劇本。相反地，倒有《李慧娘》、《謝瑤環》這樣壞透了的反動劇本。」他補充說，原匿很簡單：劇作者的「思想、立場不是為工人濃民和勞動者服務的，不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而是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為一小撮人服務的。」
江青看到這篇報告時十分恐慌。她在複印件上寫了許多批語，聲稱她僅僅觀看了在當地報紙上宣傳的「無法忍受」的劇目，並且暗示地方官員想要損害她的名譽。她假裝生氣，建議那些批評她的人應該自我檢查，進行自我批評。相反，康生對這件事處之泰然；他拒絕對宣傳部的指控作出反應，僅僅在他的名字上畫了個圈，表示他已經看過文件。然而，他並沒有忘記這段插曲；那些告發他和江青的杭州官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遭到康生的報復。他們被指控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個包羅萬象的罪行，從批評激進的政策到影射毛澤東都有。他們中有二十人遭到逮捕、毆打和監禁。一些人死在監獄裡。
康生日益專註於對古老戲衄的保護和振興。一九六〇年夏天，他昕到中國京劇院，一個重要的劇團，在準備出國演出時修改了兩個古典劇目（即刪除劇中不恰當之處），就對劇院領導馬少波和馬彥祥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指責。康生宣稱：「這兩個姓馬的真粗野。」並且威脅誰贊成上演現代戲就開除他的黨籍——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種嚴厲的制裁，它會限制一個人獲得住房、工作、甚至食物的權利。
儘管康生讚揚《李慧娘》中的傳統人物，但是這個故事同康生那充斥著間諜和叛徒的極端政治的世界觀恰好一致。故事發生在宋朝，宋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一直統治著中國，這齣戲顯然是帶有現代意味的背叛者的故事。主人翁李慧娘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在遭謀澩之後僥倖死裡逃生，她與她的情人斐禹（舜卿）一起，把中國從賈似道的陰謀中拯救出來，賈似道是當時朝廷掌握權力的奸臣。康生無疑從李慧娘的故事中看到了與現代中國的附帶關聯。粗略來說，這種平行的關係使觀眾對誰可能是現代的賈似道感興趣。當然，康生是站在李慧娘的一邊，因此賈似道必然是另外一些人：鄧小平、周恩來，甚至劉少奇。
康生如此熱衷於色情演出，他還強迫著名演員到他家裡為他私人演出，並以此而知名。有一位著名的京劇花旦，在六年代初期的一個春芾里被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