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廬山那場清算彭德懷元帥和其同盟者的行動中所充當的角色，進一步鞏固了他同毛主席的關係。然而，一九五九年年底，康生面臨一個新的問題：毛澤東開始失去了在前十年驅使著他的那種活力和使命感。即使毛孤立於中國日常生活的現實之外，他還是逐漸認識到「大躍進」的失敗和它帶給這個國家的災難性後果。被國家的悲慘境況所震驚，他似乎在蒙受著失敗的痛苦折磨。到一九六〇年，毛澤東被孤立於政府的決策之外，當時正在訪問的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詢問有關經濟發展的計畫時，毛澤東承認「我不知道」，使他的客人感到震驚不已。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頭十年里，中國艱苦地跋涉在前進的道路上，「大躍進」的災難破壞了民族的士氣。由於中國國內的各種困難，毛澤東感到極端沮喪，一九六二年年初，他在一個有七千名黨幹部出席的集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承認他應對中國惡夢般的現實負責。他不再發布意識形態方面的指示或者迅速全面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談話。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元老地位，仍然不容挑戰，但是現在這個國家由行政官員和經濟學家管理著。毛澤東似乎處於一種退休狀態，他的同鄉也不再對他抱怨發牢騷；他是個受人尊敬的國家領導人，在為戰爭和革命犀心儘力之後，他應該好好休息一番。
但是康生——現在他剛六十歲出頭，並從隱退中振作起來——根本不準備加入毛澤東的退休行列。毛澤東依然感興趣的少數問題之一是中國同蘇聯之間日益加劇的爭論。康生年代期間在莫斯科所度過的四年時光，使他成為中國的蘇聯問題專家。除此之外，同莫斯科之間的大部分爭論，都是用意識形態術語表達的——而康生在中國享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聲譽。
中國同莫斯科之間的爭端，使康生能夠同另一名資歷極深的官員發展廣泛的聯繫：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鄧由毛澤東授權處理中國同蘇聯的關係，他是一位極有才能的人。他說話簡明扼要，乾脆利落，能夠用一兩句話概述複雜的問題；儘管身材矮小——只有五英尺高——但是他有充沛的活力和堅強的意志力。可是鄧小平的這種特質並不總是能使他贏得朋友。張國燾承認鄧小平是「一個很聰明和表達力極強的小夥子，他視自己為相當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又補充道，他有「一種難以相處的性格，是個傲慢的、好爭辯的、事事喜賣弄的人。」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擊潰國民黨時，鄧小平是一支龐大的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委員。一俟人民共和國建立，許多革命的軍事英雄便被派去搞禮儀性的工作，但是鄧小平的才能為他在新政權的中心贏得了一個位置。毛澤系認為鄧小平有異乎尋常的特質，當一九五八年蘇聯領導人訪問中國的時候，毛澤東把他指給赫魯曉夫看：「你看到那兒那位小個子的男人嗎？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在他的前面有著廣闊的前程。」
鄧小平是個好鬥、精力旺盛、有進取心的人——這些人格特質都有助於進行中國反對蘇聯的論辯。此外，他具有國外和國內經歷的均勢。二〇年代的前五年他在法國，曾經屬於包括周恩來和李立三在內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鄧小平把時間獻身於政治宣傳，由於印刷激進的小冊子，他贏得了「油印博士」的綽號。從巴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兒幾乎有一年時間他在中山大學上課，然後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回到中國，準備使國外經歷同在農村中國的革命戰場進行了數年的革命運動相結合。他在廣西省南部領導過共產黨的部隊，參與過江西共產黨中央根據地的工作，進行過長征，參加過從此使毛澤東成為最高領導人的遵義會議。由於親身參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過程，因此當同蘇聯的爭論爆發時，鄧小平是代表毛主義者事業的必然人選。
康生和鄧小平兩人都有國內和國際事務的背景，當他們開始一起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而工作的，發現了一種自然的共鳴：他們的俄國經歷使兩人產生對蘇聯的強烈厭惡。鄧小平對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的懷疑，與康生幾乎對任何俄國事物的敵意互為補充。
中國和蘇聯共產黨之聞的緊張關係可以上溯到二〇年代。許多中國共產黨人把他們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背叛時的脆弱，歸咎於像米哈依爾·鮑羅廷那樣的俄國顧問所想出的第略。鮑羅廷的繼任者帕維爾·米夫又引起了另一場爭論，當時他於一九三一年任命王明擔任黨的首腦，這更增加了反蘇的情緒。長征也是蘇聯方式的支持者和毛澤東派系——後者喜愛一種更為中國式的策略——之間的爭吵。到了四〇年代後期，許多中國共產黨人都懷疑蘇聯在試圖侵蝕中國的獨立性。一些幹部害怕蘇聯對社會事務部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中國的東北，會逐漸變得令人難以容忍。按照駐紮在大連的一位中國情報官員的說法：「當蘇聯國內事務部和社會事務部之間看法的差異顯現出來時，前者彬彬有禮地提醒中國人，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是兄弟，老大哥是最好的。」中國的幹部們還懷疑，在中國的塔斯社代表正利用他們記者的外衣，來掩蓋調查資深官員的真相併對他們施加影響。
在日本人投降以後，佔領滿州的蘇聯軍隊所犯下的暴行進一步激怒了中國人。俄國士兵既強姦中國婦女，又強姦日本婦女和歐洲婦女，他們搶劫商店，並對向他們挑戰的中國下層民眾開槍射擊——有一次殺死了七百五十個中國人。在此期間，至少有一名俄國將軍經營鑽石生意在中國發了財。蘇聯軍隊在撤退到俄國邊境之前，還把日本人在滿洲建造的工廠里的每一台機器都拆卸下來。
但是在人民共和國早年，許多中國人對莫斯科非但沒有對抗情緒，反而有一種溫暖的同志情誼。俄國專家來到中國，幫助重建遭毀壞的經濟，大批中國人去莫斯科學習工程和電子學，學習如何建造水壩、工廠、鍊鋼廠和飛機。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簽署了許多合同和協議。許多中國入甚至給他們的孩子起俄語發音的名字，像薩沙、娜娜、麗莎和多婭。
儘管兩國間的經濟和私人關係在興旺發展，但是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和他的罪行的否定，釋放出一種新的危險成分，終於使兩國關係從暖轉冷。許多中國領導人把斯大林主義化看成是對在中國創建的集體體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兩者合法性的一種含蓄挑戰。毛澤東和他的同盟者有時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但是他們從未對他建設現代經濟所使用的方法或者他作為列寧的合法繼承人的地位提出疑問。 尤其是，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對斯大林的攻擊危害了毛澤東在中國的地位。
毛澤東認為中國能夠加速經濟進程趕上蘇聯和西方的幼稚信念，使得這個問題更加複雜。蘇聯領導人開始在私下向他們的中國對手解釋，毛澤東的冒險思想和政策會把中國帶向毀滅。對於蘇聯人來說，「大躍進」、公社的建立、對農村鍊鋼的著迷，在反映出一種傲慢和絕望的非現實革命熱情。除此之外，中國對外政策，對美國和它的亞洲前哨基地之一台灣，有一種敵意，似乎使人危險地感到中國全然不顧莫斯科的軍事策劃者。一九五八年，中國人開始炮轟金門和馬祖，兩個就在大陸海岸線上、由國民黨佔領的小島，這使得俄國人為中國大為擔憂。
當中國的經濟政策開始失敗的時候，同蘇聯的關係也更為惡化了。一開始，毛澤東心滿意足地注視著「大躍進」那令人興奮的舞台，大躍進使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比蘇聯更為進步——這種自誇使「大躍進」的失敗加劇了丟面子的痛苦。當蘇聯發現中國人的敵意在增長的時侯，蘇聯領導人開始害怕這個俄國東面的大國，在過去的世紀里大規模入侵的發源地，會再一次挺身反對他們。
雙方都用「不可避免的戰爭」、「國家革命」的作用以及「列寧的合法性」這樣的意識形態爭論的複雜語言，對這場爭吵加以喬裝打扮，但是事實上，這場衝突是超越國家安全之上的。
中國人害怕蘇聯人不尊重他們的利益，並傾向於把中國看作是社會主義大家庭里的二等公民。中國人把美國——它在日本、台灣和朝鮮擁有軍事基地——看作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之下，赫魯曉夫等人相信美國願意接受調解，相信為了蘇聯的利益著想，必須在「和平共處」的名義下緩和同華盛頓的緊張狀態。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反美的強硬路線姿態缺乏尊重，這使中國人覺得，在蘇聯人的世界觀里，似乎只有美國和蘇聯才真正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在處理各種局部問題上的衝突更增加了這兩個共產黨政權之間根本上的差異。一九五九年，中國捲入了同印度之間的邊境衝突，因為在中國平息了西藏分裂主義者的叛亂之後，印度給達賴喇嘛提供了庇護所。蘇聯政府無視中國注重社會主義兄弟關係的要求，拒絕譴責印度並支持中國。蘇聯同情的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而不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印尼的待遇問題同蘇加諾政權吵翻時，蘇聯也站在印尼這一邊。北京的領導人斷定蘇聯為了開拓亞洲疆域，正在與中國進行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