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康生從公眾生活中隱退六年是因為一場神秘的疾病，之後，他獲得相當於奇蹟般的恢複。沒有醫生能夠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不健康的地方，他身體的突然康復也沒有醫學上的解釋。康生本人開始談論折磨「社會主義時代病人」的疾病。他警告說，「如果(你們)醫生們只懂得生理上的病人，而不懂得社會和政治的病人，那麼你們只是半個醫生。」康生聲稱醫生們如果想要治病救人，就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為他自己漫長的治療和醫生們未能找到病因，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解釋。
一九五六年一月的最後一天，北京正處於隆冬時節，康生意想不到地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一次例會上露面了，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大型象徵性機構，專門讓著名的非共產黨人士發表他們對國家事務的看法。他五年來首次在公眾面前的露面是低調的，但是它標誌了一種準備就緒的狀態，象徵他開始生涯的下一個階段。
康生對好奇的同志們解釋，他的健康至少已經好轉，足以使他經受得住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實上，對於一個既吸煙又抽鴉片、年近六十的癮君子來說，他的身體狀況一直算是不錯的。康生不願意告訴同事們他重返政壇的真正原因是：他知道苒繼續當旁觀者，就會水遠危害他未來的前途。一九四五年以來首次舉行的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預定於一九五六年年底召開，康生就像其餘的中國領導人一樣，期待它在中國共產黨內成為一個分水嶺。康生若不能獲得轉機，就可能枯等著領取養老金，如果幸運的話；不然，就只能降為無名無權的普通群眾。
康生離開醫院以後，中央辦公廳就派給他一所大住宅，房子位於北京古代界標之一的鼓樓西北面一條狹窄街道：小石橋衚衕里。他寬敞、散漫延伸的高級住宅里有人工假山，假山上建有小亭子，庭院里曲徑通幽，有一片竹林，每到夏令時分，竹林里就響起一片蟬聲， 康生在這裡過著一種學者風範的官員生活。他聚集藝術品和古玩，繪畫並練習書法。他告訴一位客人說，他希望最終能脫離官場的生活，生活於森林和山水間，獻身於藝術。但是現在，他渴望回到權力的位置上。
儘管他已待在北京養了五年病，但是當康生搬出醫院時，他還是在一個不像他曾住過的任何地方的城市裡，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北京體現了新舊兩個中國的風格。當康生乘車通過北京街道時，共產黨已經開始拆毀那些數世紀以來賦予這個帝國心臟一種力量和威嚴氣度的城堡形圍牆；隨著他們把從前宏偉的城牆夷為平地，新中國的工程師們用龐大的蘇聯式辦公大樓、會議廳、賓館和展覽中心，漸淅覆蓋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這些巨大豹、正方形的建築給這個首都增添了一種世界主義和現代性的感覺。然而在社會主義的面具背後，卻是這個古代城市的衚衕和小巷、宮殿和亭台樓閣、廟宇和寶塔、花園和湖泊，以及由高高的圍牆和月洞門遮蔽的，在緩慢衰敗中倖存下來的高級住宅。
新政權不僅把建築工程分散在全北京市，而且還引進新的菁英人物來充當政府各部門的戰員。把工作分派給那些在革命中曾經戰鬥過、最有前途和最忠誠的幹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者們創造了一個看來與這個城市的過去幾乎沒什麼聯繫的新社會。但是就像俄國式的百貨商店和賓館不可能完全奪去中國建築的光彩一樣，共產黨的政權必須千方百計地應付數世紀來在北京已成為生活一部分的陰謀和詭計。如果說上海是個浮華的、商業化的、只為金錢而活的大城市，那麼北京就是個密室政治和私人交易的城市。誠然，北京市裡的天安門廣場還時常舉行莊嚴典禮，但是那些掌權者卻在橋牌桌旁或者高級餐廳里交易，坐在後窗蒙著窗帘的黑轎車到處旅行。
康生在一九五六年年初的幾個月裡面對的挑戰，強調了他的繼續隱退會遭遇的危險。他重新一露面，就碰到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使他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發生戲劇性的沉浮。在一九五四年清洗高崗和饒漱石以後，他在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之後排名第六。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就在他重返公眾生活以後的數星期里，他被排在彭真後面。到四月底，據報導他已被在第十位，甚至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成員中唯一依然是政治局委員的洛甫乏後。然後在一九五六年的五一節——國際社會主義者的節日——康生突然重新排名第六。他的位置，至少根據公眾報導和官方公報，直到四個月以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時為止一直沒有改變。
在康生排名順序變化的背後，潛伏著一場爭論：在他養病期間所給予的他一種幾乎是出於禮貌的高位，是否讓他繼續保持？沒有人會開啟危險的先例，去質詢一位生病同事的過失，但是一旦康生重現江湖，他的同志們就不會那麼善解人意了。他賦閑了六年卻對他獎勵有加，而那些一直為人民共和國而無情工作的人們卻無法分一杯羹，這可是會引發嚴重的士氣問題。一些幹部厭惡他養病期間所謠傳的戀情插曲；其他人覬覦著他的位置和權力；幾乎沒有理由熱情歡迎他回來。
儘管康生生活在政策之外很長時間，但是由於同安全機構的關係，他還是被廣泛認為是一個危險人物。許多人曾在他手中受過折磨，他們中有些人，像李立三——當時的勞動部部長——積極地散布有關康生的口是心非和虐待狂的故事。康生的社交習性使他更加不受歡迎。一位目擊者於五〇年代的後一年在北京觀摩一部放給高級幹部看的電影時看見過他，語帶鄙夷地將他同另一位觀眾、熱情奔放和愛交際的老軍人賀龍元帥相比較；這位旁觀者回憶康生架子十足，並帶著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審視著觀眾，這種表情被他描述為陰陽怪氣。
像康生那樣的男人是個天生的靶子，即使他是個危險的人物。
康生為促進他的地位所走的第一步，是尋出能給他一個踏腳平台的專長。他仍是一名政治局委員，這種身份除了提供威望，並不能讓他控制任何黨和政府機構。漸漸地，他失去了所有曾賦予他控制人民的權威的職位，他處於比一九囚六年更糟糕的境遇中。到一九五五年，甚至他的家鄉山東省也不再屬於他的管轄區域，當時一位名叫舒同的長征老戰士和前社會事務部的成員，正式取代康生擔任省長的職務。在那之前，康生還佔據著這個頭街，儘管他卧病在床，沒有做任何工作。
康生尋求一個新的和富有影響的職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六年的時間裡，政權動態已經發生了變化。經濟已經從十二年頻繁的戰爭中得到恢複，政府的方針政策已經轉移，專註於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的世俗任務。黨為了生存而鬥爭時所需要的才能，在這個新時代里很少有價值。現在黨已經執掌了權力，政治局的議事日程也不再被安全和間諜問題所支配，這個政壇需要有這樣背景的人：經濟學家、工程師和管理者。只有一個政治局的文職成員需要在更為廣泛的警察和法律事務的關係中，去監督安全和間諜活動的團體。在五年代初期和六〇年代初期之間，這個責任落到了康生從前的下屬彭真的身上，因為他擔任「政法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切斷了他權力的自然基礎，康生擔任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職務，其中沒有一個是有前途的。在一九五六年年初，他被任命去推廣「普通話委員會」——「普通話」是共產黨試圖強行在全中國推廣的標準化漢語。「普通話」使用簡體字和大量新的、社會主義的詞語，替代過去時代「封建的」辭彙。甚至在這個相對不重要的領域，康生也只是軍人出身、現任的上海市長陳毅元帥手下的副主席。
外國事務給康生提供了較多的機會。一九五六年三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團圊長前往東德，出席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康生在東德度過一個月，這是他在這個斯大林世界同其他共產黨的初次個人聯繫，他也發現了正席捲東歐、對斯大林的攻擊的政治影響。社會主義統一黨會議恰好是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舉行一個月以後召開的，在蘇共二十大上，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發表了著名的「秘密報告」——他對斯大林、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他的「個人崇拜」進行直言不諱的譴責。同樣飽受斯大林主義之苦的東德共產黨，渴望緊跟赫魯曉夫的領導；由於康生的到場，他們採取措施，試圖介紹「由上而下的自由化」，強調社會主義的法律麗不是個別領導人的神化。
東德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動向，已足以擾亂康生或者任何在斯大林主義體系中獲取權力的幹部，因為所謂的斯大林主義體系，就是一種從過度個人崇拜興起，進而嚴密控制社會的模式。對黨的角色要加以限制的說法已對中國、對康生的庇護者毛主席和康生本人都產生了令人驚恐的影響。康生的眾多方法——運用恐怖手段、榨取虛假口供、操縱間諜活動以及美化最高領導人——都是得自斯大林的統治。當他在回國途中停留在莫斯科時——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他首次訪問那兒，康生的感覺是他的世界正在加速崩潰。二十多年來，莫斯科已經發生了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