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毛澤東的秘密機構的首腦，康生從未忘記過從蘇聯經歷中學到的那些基本課程：虛構一個充滿了間諜和敵特的世界，便可能獲得一種巨大的權勢。康生還借用了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接觸到的範例人物：像一名出色的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他繼續辱罵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當作公眾的頭號敵人是蘇聯政治的一種產物，但是康生在延安憑幻想召喚出這個遭懷疑的領導人的幽靈，並用它來喚起叛徒們和破壞者們的恐懼。唯有他康生（或者他這樣暗示），才能夠保衛中國免遭托洛茨基的國際間諜和暗殺組織的破壞。
除了將托洛茨基當作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緊迫危險的一種象徵之外，康生在他的談話和演說中經常涉及「特務」、「秘密特務」、「間諜」、「叛徒」、「雙重特務」、「國際間諜組織」和「秘密特務走狗」——並利用每一個機會把自己描述成唯一能夠意識到這種由暗藏的敵人所造成威脅的人。「秘密特務的盞險性，」康生在他公開批評陳獨秀和中國托洛茨基分子的文章中寫道，「不在於他從外部反對你。秘密特務的最大危險性，在於他躲藏在你的卧室並經常舔你的靴子。」
康生渴望成為共產黨內最高的特務頭子，但是在接管延安黨的秘密機構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使人弋餒的挑戰。他不但必須創造出一種在戰爭時期能夠保衛共產黨的體系，而且他還必須控制那些經歷過「白色恐怖」和長征、飽經風霜、難於駕馭的倖存者。康生從毛澤東的支持所獲得的那種個人權威，需要炫耀專業能力和堅強意志來加以強化。過去他在上海擔任秘密機構頭子時下令暗殺，在莫斯科監禁與處決據說可疑的中國人所營造出的恐怖氛圍，現在變成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寶貴財產。
康生所面對的困難遠遠超出應付一批意志堅強的幹部，還有技術上和管理上的問題。三○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失利後，留下的安全和情報機構已經四分五裂。國民黨的調查科和藍衣社在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城市裡破獲了許多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同時，長征的混亂狀態已經造成對共產黨秘密警察的農村武裝隊——政治保衛局的巨大破壞。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建立總部之後不久，黨的領導人建立了一個名叫社會事務部的新組織，它意在將當時以不同形式存在的三個性質不同的安全和間諜機構合併在一起。組建一個綜合性的安全系統的決定，在康生從莫斯科回國之前就已經有了，但是將各個組成部分澆鑄成一個獨立的整體，這項任務落到了康生的身上。
與會以上海為基地的「特別工作委員會」相呼應的城市秘密機構，是社會事務部的主要組成部分。康生在他動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領導過「特別工怍委員會」，熟識裡面許多從國民黨秘密警察的追打中倖免一死的特工。有些特工已經來到延安繼續他們的秘密工作，而其他地下工作者依舊留在日本人佔領區和國民黨佔領區。
社會事務部的另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農村和小城市裡展開活動的政治保衛局。這個准軍事組織最初在三〇年代初期建立於江西山區的共產黨基地，以維持秩序，實施土地改革，消滅那些試圖保有田地的地主，並防禦國民黨的顛覆。政治保衛局在長征期間的另一個任務是保衛資深的黨的領導人，這使它享有精銳部隊的稱號。
同這兩個安全和間諜組織的工作人員一起，延安邊區的共產黨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特殊部隊：「保衛處」，它對地方上的各種事情都要負責，從日常治安到逮捕顛覆分子和敵方間諜。
保衛處同延安警衛團密切聯繫，警衛團由保護共產黨首都的公共安全的戰士所組成。警衛團為社會事務部指派的工作提供人力：站崗放哨，逮捕有嫌疑的敵特，為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上層領導提供人身保護。身為警衛團團長的王震將軍——一位來自毛澤東故鄉湖南省、言談舉止極為豪放的農民——執行來自康生和軍事委員會兩方面的命令。
「社會事務」是一個不招人厭的名稱——畢竟，它無意識地使人聯想到革命可能會是一場宴會——但是在康生的領導下，這個部門發展成一個模仿蘇聯秘密警察系統的機構，而且青出於藍。像克格勃的前身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內務人民委員會一樣，社會事務部兼有這兩個秘密機構的基本功能：實施反間謀和反顛覆的行動，通過各種有效的手段搜集有關黨的敵人的情報，不管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這個部門的管轄範圍從暗中監視外國人，到調查和逮捕任何受到懷疑、被認為充當其他國家的間諜或者顛覆共產黨主義體制的人。它的功能範圍反映在四個主要分支的名稱上面：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和國際情報。為了執行如此廣泛的職責，社會事務部擴展成一個巨大的官僚機構，擁有一支相當龐大但行動向來隱蔽的隊伍，不時在共產黨控制下的每一個省份出沒。
撇開它的規模不談，社會事務部並不擁有一切的權力。
比如說，它的軍事安全部門，必須同軍事委員會一起為軍隊分擔責任，軍事委員會有它自己的軍事情報部。但是這種個別的重疊並沒有剝奪康生的權勢——因為他同是這兩個部門的首腦。
社會事務部還同許多職責隱密的部門有密切的聯繫。比如統一戰線工作部，擔負著宣傳中國共產黨形象的重責，它的工作是宣傳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的黨，渴望同其他的中國愛國志士合作，保持同國民黨組織內部特務系統的聯繫，這些特務當中許多人還為康生的組織服務。還有城鎮工作部，從理論上說，城鎮工作部被猜想為是管理那些已被共產黨控制的大小城鎮的部門，但是它還有一個重要的隱密作用，即在工作上同社會事務部進行親密的合作。
康生的官僚主義王國在四〇年代初繼續擴展。一九四三年，在康生擔任延安情報工作領導的五年以後，建立了一個名稱累贅的新組織：敵後工作委員會，其職責為監督敵占區的情報工作。這個機構包括了社會事務部和軍事委員會情報和聯絡部門兩方面的人馬。康生被任命為這個新委員會的主席，如此一來，他滲透相顛覆敵人組織的能力就更為強化。
對社會事務部和軍事情報部這兩個部門的控制，賦予康生巨大的權勢。他的地位甚至已經不同於蘇聯的情報和安全首腦，在蘇聯，軍事情報機構依然掌握在軍隊最高指揮者的手中，獨立於非軍人統治的像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克格勃那樣的組織。沒有一個人能夠同康生所控制的隱密權力相抗爭。到四〇年代中期，他實際上是延安第二個最有權力的人物，而且整個社會事務部的特工們相信，康生至少像毛澤東一樣具有權威。
康生為了背叛王明，已經樹敵很多，他繼續積聚權力，不斷挫敗那些妄想取而代之的人的銳氣，如此下去，甚至引起了更多的憎恨。成為軍事情報部門的首腦後，他就將長征期間主管安全工作的將軍羅瑞卿擠到一邊，即使康生對軍隊事務的知識有限；康生的突然高升還使江西的政治保衛局原領導人鄧發的希望遭到了破滅。同樣，其他那些更不引人注意的人們也失去了機會，但是康生似乎並不害怕樹敵過多。他寧願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權力上，而不是押在朋友上。
康生成為諜報領域大權獨攬的統治者，唯一倖存者是「狡猾且富有機智的」李克農，在上海時他也曾幫助黨抵受住了顧順章的叛變所造成的衝擊。從秘密工作到代號密碼，幾乎對情報工作的每一方面都富於經驗的李克農，於一九四一年被任命為康生在社會事務部和軍事情報部這兩個部門的副手。
為了在社會事務部打上他的印記，康生改換了他的地址，也撤換了它的人員。一九三九年初，他將在楊家嶺窯洞里的總部，轉移到他曾經住過的棗園。間他的工作人員的辦事處和住處一起，康生在棗園修建了一座監獄，他可以在那兒拘留、審訊和拷打某些犯人，免受外界的干擾。
在他擔任社會事務部首腦的最初幾年裡，康生設法創造一種等於是他的私人秘密機構的東西。康生本人堅決要求擁有比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好的生活水平，並為了加強社會事務部的幹部對他而且僅僅是對他的信奉，他確信他的特工們要有比其他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更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房。康生的手下人也因為他們的「特權地位和驕傲自大的習氣」而名聲大噪。
自從康生在上海的年代以來，中國已經有了顯著的進展。千百萬人民卻依然蒙受著周期性的饑荒、各種自然災害和極端貧困的折磨；但是到了三〇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達到一種使人認為這個國家終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的繁榮水平；譬如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繁榮興旺。中國人和外國人合辦的教育發展很快。中國的政治也似乎使人有了指望。蔣介石打敗或兼并了許多自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以來數十年里不斷危害中國統一的軍閥勢力。共產黨造反者們雖從長征中倖存下來，但是到一九三六年，蟄居在陝西北部的共產主義者在國家舞台上只佔著小小的一部分。
當國民黨和共產黨持續爭鬥不休的時候，日本重新貪婪地注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