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局外人知曉毛澤東和那個專干卑鄙勾當的邪惡人物之間的關係。對局外人來說，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或許是一位農民氣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來統治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卻受到詭計多端的「壞警察」、東方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在西方鮮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響。
康生是誰？一個模糊又不可思議的人民委員，一個兼具多種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澤東的媒人、國際關係專家，還是一位老資格的審美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顧問。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顯赫，源自他多年來一直擔任秘密警察首腦。他建立了一套體系，用來消滅成千上萬中國同胞，奴役且折磨數量更為廣大的民眾。
康生微妙的政治藝術、優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澤東著迷，使他成為現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勢力之一。確實，在康生旁邊，毛澤東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似乎遜色不少。毛澤東儘管具有魅力，但相較而言僅僅顯露出平面的東西；康生則是個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縱者，藉由使人遭受極度痛苦和毀滅的藝術手腕，他把鑒賞能力和情報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種文藝復興時期君主犯罪的歡愉中。康生的惡毒最終為他贏得了一個恰當的神話頭銜，要是有人膽敢當他的面叫他「閻羅王」，也許會讓他覺得高興和有趣。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國共產黨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去世，那是在他試圖向體制中注入一種自由精神而被剝奪了權力的兩年之後。一九七八年在一次譴責康生的秘密演說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 ，比作步捷爾任斯基後塵的冷酷兇手拉甫連蒂·貝利亞（Lavrenti Beria）。這種評價是大多數明達的中國人的共識。
康生本人樂於與捷爾任斯基作比較，甚至接受這個比較，但是更貼切的類比人物是貝利亞。康生一生大多數歲月都擔任秘密的警察首腦，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頭十年里為紅色中國的鞏固出了大力，儘管這未必全部歸功於康生（此時他多患病修養）。事實上，他捲入安全工作的時間足足有貝利亞三倍長。儘管種種傳奇色彩圍繞著他，貝利亞主持蘇聯秘密警察工作僅有九年時間。他們同是製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貝利亞的共同之處遠不止這些。貝利亞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員，工業界的頭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聲名狼藉，他是斯大林的很少幾個親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和貝利亞會用喬治亞語恐嚇別人，這是其他蘇聯領導人都不懂的語言。像貝利亞一樣，康生也扮演其他許多角色。
儘管康生最後一個進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卻是毛澤東最依賴的人。毛澤東的其他親密戰友都是二○年代或三○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他們大多數人在三○年代中期史詩般的長征期間同毛澤東結下了牢固的關係，而那時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國之前並不認識毛澤東，但他很快就學會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贏得毛澤東的信任，並使自己成為毛性情相投的知識分子朋友。康生出身於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是比較有教養的，但他的富貴血統並不妨礙他同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澤東的不滿來反對那些自以為比主席優越的知識分子。康生和毛澤東在一起度過了無數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後在北京，而後在晚年巡視國家的途中，一起討論政治、中國歷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幫助潤色毛澤東的詩詞和推敲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文。
毛澤東則賦予康生巨大的權力來回護他。儘管康生幹了許多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許多重要的崗位上，並受到保護免擅批評。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縣主管土地改革時，康生施行的政策幾乎殺掉了每一個地主和富農，使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產生憎惡；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義憤填膺，但毛澤東認為應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選出來，做為反「右傾」的一次勝利而廣為讚揚。身為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集會上的代表，康生在適當的時候會隨意歪曲會議記錄，挑選他認為主席想聽的東西彙報，並給自己帶來榮譽。其他出席那些會議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敢對康生的說法提出質疑，而毛澤東相信，如果從康生那兒聽到什麼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據可靠的證據，康生還是江青的密友和暇相識，這位漂亮妖嬈的女演員後來成為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東省諸城那個有著古老城牆的城鎮相遇，那時康生二十六歲，江青十四歲，他很可能是她眾多少年玩伴中的一個。十三年以後，當江青在延安共產黨總部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時，康生熱切地幫助她去追求他的保護人。毛澤東的其他同事懷疑江青是國民黨間諜，但是康生為她擔保，使毛澤東可以同她結婚，這贏得了他們夫婦終生的感激。
康生是個意識形態的倡導者，他把斯大林主義鎮壓和控制理論引進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作為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康生親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後，他把對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徹理解帶回中國：怎樣在審訊中逼供取偽證，以此達到對社會的完全控制。康生把這些才能供毛澤東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們的配合默契十足。這次思想改造運動為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左傾」主義控制建立了一種典範，直到八○年代中期。
康生運用斯大林的方法來消滅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他偶爾也抓到真正的國民黨特務。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個人的敵人和其他人，他們被迫作出的供詞都是為他自己骯髒的意圖服務。像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處於高位時一樣，康生在他擁有權力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備有一張假想的叛徒名單，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 。然而，與麥卡錫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約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懷疑之外還需要指控罪行的證明。而康生從不必擔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會被單純的事實其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國勞改營的創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這個系統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運作達半個世紀，說不清有中國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處死。康生擁有一支「聲名狼藉的審訊官」隊伍，並被委與全權採用各種拷打和盤問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審訊者和拷打者之後，他們對受害者的苦難就變得無動於衷。他們發明的眾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馬後，然後鞭打那匹馬，驅使它拖著那個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強迫把醋灌進受害者的喉嚨，它是古代中國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板馬尾刺進受害者的陰莖。
當康生對他的施虐狂隊伍的努力不滿意的時候，他會親自介入，監督拷打併幫助發明使不幸者飽受痛苦和信口開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脅要把毒蛇扔進囚犯的牢房來加快獲取「供詞」。當需要恐怖的戲劇性表演時，他會極其高興地拴住囚犯們的鼻子，像牽著牛一樣領他們穿街過巷。
康生是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那蘇聯問題專家的聲譽使他能夠在五○年代末和六○年代初利用中國同莫斯科的衝突來擴大他個人的影響。康生煽動毛澤東對蘇聯政權的猜忌和懷疑，虛偽地將貶低主席的評論歸咎於蘇聯領導人，狡猾地設法使他的保護人與莫斯科全面決裂。結果，世界力量的均衡發生了變化，蘇聯發現自己同時對抗西方和中國。即使當兩大社會主義強權之間的鬥爭因變動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緩和，康生的影響直到今天還能感覺得到。
幾乎對所有人來說，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動者之一。出於某種拉斯普廷 和伊阿古 式的傳統習慣，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澤東的頭腦：中國社會必須徹底清除所有反動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幾百萬人的生活被永遠毀掉了。僅僅康生髮動的一次反「外國特務」運動，據說就有九十四萬受害者，其中大多數人都是無辜者。他們的命運就是以審訊、監禁到處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為江青和「四人幫」這些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初統治中國的激進派集團出謀劃策，幫助他們如何更好地將這場運動轉向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在胡耀邦的報告中，康生是「『四人幫』的黑顧問和劊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國各個部門和各個領域，沒有他作後台，『四人幫』只不過是四個小丑，不可能企圖獲取權力，除非所有的好黨員都死光了。」
江青一直被拘留，直到她自殺。她被監禁在秦城監獄圍牆裡特別為她建造的一座別墅中。據報導，她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上吊自殺的。 她的良師益友康生，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死去的話，或許會同她一起受到審判。康生死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逮捕的十個月前，等於是及時退場。不過，以康生的陰謀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黨內的資深地位，可能會拯救他和他的激進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測道，如果他沒死的話，「四人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