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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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和金易在一起的日子
沈義羚
一、在北京大學
1939年，我從女一中畢業，考進北京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我認識了金易。他學名王錫，河北玉田人。當時班裡有不少是冀東一帶的人：劉曜昕是豐潤縣人，徐守忠、苗貞華是武清縣人，仇煥香是順義縣人……聽說他們曾結拜為義兄弟，人稱「北大七子」。後來他們還組織了「詩詞研究會」，會員擴大到半個班的同學，也有女生參加。
我記得當時搞過一些活動，如參觀故宮博物院，到儲秀宮看為西太后六十壽辰寫的《萬壽無疆賦》，有陸潤庠寫的，還有……據說慈禧並不滿意。還訪問過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學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們卻有幸見到了俞平伯的父親——翰林俞陛雲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頭大，說話十分客氣有禮貌，一句一個「小兒平伯」，令我們這幫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來。
我們還走訪了淪落在民間的一位老宮女。她住在景山東街里的中老衚衕，離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給介紹的。他和老宮女住一個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記得訪問時間是霜降前後，地上已見冰碴，她屋子裡生了爐子。屋子不大也就10來米，是間西房，有些老式舊傢具：南牆是個黑漆大躺箱，想必是當年為西太后贈她嫁妝而置買的；北牆是一對雙層壁櫃，什件(銅活)擦得鋥亮；一張榆木擦漆的八仙桌，兩把靠背椅；條案上是座鐘撣瓶、帽鏡、帽筒……一個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給我們沏了一壺茶，是我們帶去的高碎(茶葉末兒)。老宮女有50來歲，面孔似黃白鏡子，頭髮開始花白，穿青布褲子、藍布褂子，腳上已穿上青絨毛窩(駱駝鞍棉鞋)，給人一種很乾凈利落的感覺。她說話慢條斯理，不高聲，不搶話，耷拉著眼皮，不直視人，帶著青年時在皇宮裡訓練出來的習慣。她簡單地告訴我們，她能看見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煙，她怎麼點煙，還比划了姿勢；一日三餐的排場，她只是遠遠地看見，因為由太監伺候；夜晚睡覺如何設防，輪到她值勤時就躺在西太后的腳底下的地上；宮裡沒廁所，太后怎樣接溲(大小便)。「傳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麼樣，裡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監頂來頂去……
很快一個多時辰過去了，工友老李向我們使眼色，意思是該散了。我們很滿意，因為我們知道了一些書本上沒有的、官方文獻所沒有記錄的東西。她是她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那段歷史難得的見證人。這就是我們初識老宮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畢業即失業
在北京大學四年的求學時間裡，我和錫常常在北大圖書館(北大紅樓北側)里看書、翻閱資料、擇錄要點，為撰寫論文作準備。這個圖書館漸漸成了我們倆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學畢業前夕我們結婚。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語言，我們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兩個大學畢業生都很難找到工作，畢業即失業。我們到處奔走，托遍親朋，然而談何容易。教書的脫掉長衫去拉洋車(人力車)、賣煙捲；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搶走，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
我們怎麼辦?讀書人愛書如命。我們只有一些書，忍痛割愛，賣書!先賣夫妻倆各有一部的史記、說文、魯訊全集(單行本)，賣一套，留一套。當賣鄭振鐸的插圖本文學史時，何等令人心酸!書賣了不少，不能再賣了。又賣結婚戒指，怕母親傷心，就偷偷換個包金的戴上。還賣什麼?賣結婚時親朋所贈的禮品，藝術檯燈、玻璃磚大花瓶，再往後真沒什麼可賣的了，竟把能裝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賣了，一個4毛錢，換點切面以糊口。這是我們結婚後遭遇的第一個貧困苦難高峰。
三、日本廣島之行
就在這最困難的時刻，北京大學當時的校長錢稻蓀先生舉薦王錫，以北大高材生的名義赴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任教。當時我們想，東渡扶桑也許是條求生之路呢!然而我們錯了。廣島之行給我們後半生播下了萬顆不幸的種子!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婦，人們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給」。我們在廣島的日子裡，沒看見過什麼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著板，不營業，沒東西可賣，市面蕭條極了。我們的長子因嚴重缺乏營養而致殘，造成我們終生的遺憾。當時我們心中默默地想：回國吧!離開這「荒涼」與「貧瘠」的土地!離開這個「女人國」，離開這個後來遭受滅頂之災的不祥之地——廣島。
母親的一紙加急電報「母病速歸」，救了我們一家三口。當美帝國主義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消息震驚世界時，我們已平安地回到祖國，回到了家鄉北京。我們幸免於難，母親旋也病癒。
40年後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來之際，受當時我們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來中國訪問，到北京歡聚。其中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的數名學生還被請到我家做客。當時歡聲笑語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40年之際，錫寫了《憶廣島》一文，登在報刊上，作為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顧和見證。
四、困居濟南
正當我們從海外回到北京，錫賦閑在家時，不久，接到一紙新聘書，赴濟南銀行調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著落，悲的是火車於路上被炸，在驚嚇與飢餓中，好不容易才輾轉到濟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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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是美麗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遊勝地，可是我們的心情卻太惡劣了。我們的二兒子發燒卻不能及時到醫院打針治療，因為日本統治下的濟南燈火管制，夜晚戒嚴。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搶救之機，孩子夭折於濟南了，才8個月。
我們千里迢迢奔赴濟南的目的是為了生計，當時的聯合準備銀行在濟南建調查室，但錫還沒有到任，該單位就停辦關閉了。靠一點微薄的遣散費，我們過著困窘的日子，連電燈都被掐了，點蠟燭。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濟南困居了7個月。最後不得不把大半個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濟南，我們隻身回北京。但畢竟回來了。濟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慘的，不但丟了東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錫還帶回來一身病。
五、做腎摘除手術
大約在1947年，錫由恩師舉薦，到北京二中去教課。他帶病上班，堅持到解放，終於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腎摘除手術，刀口一尺二長，是大手術，醫療費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費醫療的補助。術後，他一天天地好起來，從打點滴，吃流食、半流，到終於能吃正常飯了。出院時吳大夫跟他說：「恢複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個腎臟沒大關係，我也是一個腎。別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滿樂觀的吳大夫影響了病人。在錫的後半生中，他每每想起醫生的話語，他總是高高興興，歡歡喜喜，說說笑笑的。
六、老宮女來到我們家
錫出院後還須一段調養期，可這時我已經到北京二十五中(當時還是私立育英中學呢)去教課兼班主任，工作相當忙，只好請了幫工。可那時剛解放，「傭工是剝削」，也沒處找哇!此時我們的同學好友劉君說：「我給你們出個主意吧，把老宮女請來，那可是個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來。」說到老宮女，我們是有舊情的，我們在上大學時曾訪問過她，聽她講清宮軼事。可那位老太太(人們稱她大姑)是個乾淨利落人，手中還有些積蓄，她肯來嗎?劉君說，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了。當年西太后贈給她的東西，早已當賣一空。劉太監不但好吃、好喝，還好抽(鴉片煙)、好賭。劉太監死後，剩她孤身一人，還被匪盜劫搶過，已瀕臨絕境。
劉君是個熱心人，居然把老宮女給我們請來了。我們尊她為長輩，稱她何大媽，讓孩子叫她何奶奶，從此我們和老宮女有了一段親密接觸的時間。她抽空把宮裡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詳詳細細地說給我們聽，其中不乏眾多難得的史料。老宮女何大媽直到錫完全恢複健康，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小學才離開我們家。當時我們一再挽留她，並要為她養老送終，但她搖搖頭，說要去恩濟庄看老劉。恩濟庄是埋太監的地方。我們和老宮女的一段情緣就這樣結束了，但是她這個人和她講過的皇宮裡的故事，卻長久地留在我們心中。
七、在北京二中
大約1947年，錫到北京二中教課。二中是著名老校，歷來文理兼重，尤以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