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濟
我於四十年前受業於金易先生。丁卯春節前得先生手札，要我為《宮女談往錄》寫篇序。先生著作，學生寫序，這樣的先例不多。先生課授生徒數十年，弟子輩頗不乏名人，亦頗不乏錢鍾書先生在小說《靈感》中所謂的「書也不寫了，只為旁人的書作序」的名人。命我寫序，莫不是有意為自己做反宣傳？可誰又是天生的戇大？我想，這無非出於四十年來的師生情誼，再加上我對這本書的問世，多少起了催生者的作用，於書、於先生都有所了解，這序即或寫得水平不高，先生也將感到親切。故爾這看來戇大之舉，便愈可照鑒先生的人品，和那師生間最最純真的愛。於是我便像當年拿到先生髮下的考卷一般，誠惶誠恐地提起了筆。
為一本書作序，一般都要把書的內容加以介紹、解說、闡發。然而這本書，先生自謂效「老彭先生」的「述而不作」，旨在為一老宮人話天寶舊事做如實的記錄。話是老宮人講的，旗下人的京白是最老實明白不過的，又何需我再事鋪張?餘生也遲，沒學過做八股文章，八股是專為聖賢立言的，我卻只會說自己的話。
要說自己的話，便先得追溯於40年前，那時我就讀於北京市立二中，聽先生講授國文課，前後總有三四個學期。先生既教書又育人，獎掖後進不遺餘力。老實說，像我這樣一個後來讀了理工科大學的人，今天也能在文史領域裡舞弄些文墨，主要即得益於先生昔日的教誨。
二中的學風是好的，師生關係亦好，許多素有閻羅之稱的嚴師，嚴中包涵著無限慈愛，那骨子裡卻一似普渡眾生的佛陀。但10來歲的童子最懂得「精緻的淘氣」，也最愛淘氣，因而留下一件至今讓我想起來就臉紅，深以為內疚的往事。就是那個淘氣的我，曾經學了先生的筆體，在上學途經內務部街的一些牆壁上，大行乾隆遺風，用粉筆題了許多歪七扭八的唐人詩句，卻又下署了先生的大名。可我上學途經的路，先生卻並不經過，對這惡作劇亦無從發現，如此我便背上了長久的內疚，總覺得有負於先生。
不久，先生離開了二中，我也由中學而大學，再由大學踏上專業崗位，相互不得消息。1979年，我從邊省回到北京，得知先生也返歸北京，仍住在舊日的寓所，我去看望了先生，除歡敘舊時的情誼，暗中也欲以行動反省自己的內疚。暢談中得知先生結識過一老宮人，耳聞了極其豐富的天寶舊事，這些事正史不收，野史亦無所志。我以為，這彌足珍貴的史料大應傳諸於世，便百般慫恿先生寫出來。那時我正在籌辦一刊物，有了先生的文字，正好為創刊增色，但當我拿到先生的第一章手稿時，刊物難產，又由難產而胎死腹中，我隨即把這第一章手稿舉薦給《紫禁城》雜誌。不久宏文刊出，並在首刊的一期，為將來刊印單行本登了預告。以後連載十數期，那眾口交譽的好評，自無需我一一冗述。
我以為，先生之作貴在贏得了真、善、美三字。學老彭，「不添油，不加醋」，是為持一「真」；先生祖籍漢軍旗，對旗下人的語言，以至習俗、情感，都異常熟悉，他為老宮人寫話，那語言的流暢、自如，地道的八旗京片子，十足堪登「善」境；而先生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從知堂老人習晚明小品，業已深得其真髓，隨著先生的年事日高，當年絢爛之極的文筆自歸於平淡，縝密的文思中飽含了豁達的坦率，使他筆下自在著幽深、冷雋的「美」，一如祁彪佳《寓山注》所謂之「一壑一丘，皆成小致」。但我這話純指文章藝術風格而言，誰都看得出，先生的文字間洋溢著對弱者的同情，對人間不平的憤，這都與知堂老人的一味「沖淡和平」大相徑庭。從先生的字裡行間，我彷彿看到那與筆花同在的大滴大滴的滾滾熱淚，更絕無半點夏夜乘涼、搖扇清談的意味。
還是就此擱筆吧!聊以自慰的是，我終於勉強寫成這一篇不可言序的序。我似乎效法著宮女「側著身子屈著腳尖」，「輕輕地退著走」過的一段路程，但我從未得過姑姑的調教，這路走得實在太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