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我在荷蘭國際關係學院做了一個關於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演講，一位法國學者隨之問我：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似乎又不願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這是為什麼？我是這樣回答的：「要解釋這個問題，先要了解西方的現代性是怎麼形成的。離這個會場不遠有兩個地方值得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另一個是荷蘭的戴爾福特（Delft）瓷器博物館。17世紀的時候，歐洲大都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具有『異端思想』的哲學家斯賓諾莎在荷蘭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會除了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來海牙見他，只能秘密地進行。兩位哲學家探討了他們的一個共同發現：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採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我說：「在戴爾福特瓷器博物館，你可以了解到，17世紀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瓷器，並從荷蘭銷往整個歐洲，當時的瓷器大概就等於今天的iPad，荷蘭商人也因此發了大財，但更重要的是歐洲人文學者從中國瓷器中發現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發現中國瓷器不僅質地精良，圖案精美，達到了當時歐洲難以企及的水準，而且這些圖案反映的內容與歐洲藝術也不一樣。歐洲藝術當時反映的主題還是以宗教和上帝為主，而中國瓷器上的圖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農夫耕作、老人垂釣、兒童嬉戲、多子多福，還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風光。用今天的話說，中國藝術的題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氣的、人間的。這一切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了震撼，甚至可以這樣說，是中國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當時的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了人間世界。」我告訴這位法國學者：「要了解歐洲啟蒙運動開始的所謂『現代性』，一定要了解這種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起點就是中國。」
這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東學西漸」運動，但今天的歐洲人出於種種原因很少主動提及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國起點，然而這個事實千萬不要被忘記，這對西方尤為重要，因為以我的觀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學世界，無法客觀準確地認識一個飛速變化的中國。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國，恐怕還是要回到歐洲啟蒙大師當時的起點，也就是客觀地看待一個世俗的、非神權的中國。西方的新神學就是「歷史終結論」，只要還是停留在「歷史終結論」的蒙昧狀態，那就無法真正地讀懂中國，甚至也無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個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論」和「歐洲中心論」的核心是這樣一種敘事：古希臘產生了古羅馬，古羅馬產生了基督教歐洲，基督教歐洲產生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產生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了民主政治、工業革命和現代世界。這種敘述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敘述：歐洲文明是優越的，主流是理性與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是東方文明，東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與專制，而歐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級的人類文明」。我們國內學術界迄今為止的不少敘述也是在重複這種西方虛構出來的主流話語，中國也因此而產生了一大批「言必稱希臘」的學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優越論」的信徒，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樣，那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乃至最終被西方社會所接納。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曾這樣指出：「歷史就這樣被改成了一個關於美德傳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戰勝落後族群（也就是東方）的傳說。」
好在中國今天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觀地審視所謂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指出它們的不實之處，這也是中國話語建構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後來的「歷史終結論」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海內外那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基本上都源於「歐洲中心論」及其衍生出來的「歷史終結論」。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從源頭上反思「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從而更好地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話語自信。
海內外已有許多學者做了大量考證和研究，使我們今天似乎越來越能夠接近歷史的真相。這些研究的結論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古希臘文明很大程度上源於東方的古埃及；第二，歐洲16世紀文藝復興的主要動力之一來自東方，特別是中國；第三，歐洲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起點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第四，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來源於中國。「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是謬誤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現在世界上至少有兩種關於古希臘文明淵源的全新解讀：一種認為古希臘文明本身是歐洲文藝復興後被虛構出來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統一、強盛的古希臘國家體系，也沒有什麼「古希臘哲學」，有的只是被包裝成「古希臘哲學」的中東哲學、亞洲哲學，因為這些所謂的古希臘哲學家幾乎都來自中東地區，屬於亞洲，而非希臘，虛構古希臘史的目的先是為了創建一種「反抗天主教學術的傳統」，後來是為了「替近代新興的資本主義市場文明找到一種源遠流長的根」。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作。另一種觀點認為，即使有古希臘文明，那也多虧了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保存了古希臘的典籍，才使歐洲最終得以走出長達千年的「黑暗時期」，使它銜接上了已經消失匿跡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而這兩種文明本身也都有東方的淵源。這種觀點在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The Eastern 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詳盡的論述。
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臘文明的東方淵源，在學界引起相當的震撼。他追述了歐洲學者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通過古希臘的塑造來完成對歐洲身份的重塑，他們「迅速地將古希臘提升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根據是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和科學理性」。真實的歷史是古希臘人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歐洲」。「歐羅巴」這個詞本身是希臘神話中位於黎巴嫩海岸的推羅（Tyre）王阿革諾爾（Agenor）之女。換言之，古希臘在文化上與東方聯繫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東方的一部分。馬丁·伯納爾進一步指出古希臘的科學成就大多應歸功於古埃及，只是後來被重塑成與東方沒有關係的「雅利安模式」，並推演出所謂的理性的歐洲和非理性的東方，民主的歐洲和專制的東方。
學者錢穆也從國家建設的角度比較過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及後來的古羅馬，他認為古希臘是「有民無國」，古羅馬是「有國無民」，而古代中國是「有國有民」。古希臘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稱「城邦國家」）鬆散組成的，一個城邦的人口少則上千人，多則二十來萬，小於秦漢時期郡縣的人口規模。之後的羅馬帝國是「有國無民」。帝國常年征戰，最強盛時期，其疆域近35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7 000萬，與公元2世紀中國的西漢規模相當，西漢當時的疆域約4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 000多萬，但在國家的治理上，古羅馬始終沒有像秦漢時期的中國那樣把疆域內的人口整合起來，最後羅馬帝國終因經濟衰退、政治動蕩、日耳曼游牧蠻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體和滅亡（公元476年），之後的東羅馬帝國很難算是歐洲國家了。羅馬帝國解體後，多數史學家認為歐洲進入了長達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一般認為到了16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才開始擺脫漫長的「黑暗時代」。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實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縣制，奠定了維持中國統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礎。之後的中國，雖然經歷了多次分裂，但歷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尋求統一，歷代的政治制度幾乎都可追溯到秦漢時代，正如毛澤東所說，「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國「大一統」的傳統自秦統一之後就一脈相承下來，各個朝代甚至民間都廣泛地認同董仲舒所說的「《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認為：如果統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現代國家標誌的話，那麼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他認為，中國在戰國後期已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當然，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