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底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政府浪潮，2月11日，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黯然下台。西方媒體把這場運動渲染成了民主推翻專制的「埃及之春」和「中東之春」，預示著整個阿拉伯地區邁向了民主化。但我對這個地區做過多次的實地考察，真實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如我與福山辯論時所說，「中東之春」會變成「中東之冬」，時間證明我的預測是準確的。鄧小平說過，一個聽過槍聲的士兵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就是不一樣，實地考察過一個地方和沒有考察過也是不一樣的。做學問，特別是政治學，一定要接地氣，一定要讀懂社會這本書。
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先後四次訪問過埃及，對這個國家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亞歷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壩，最東橫穿西奈半島走到與以色列交界的紅海小鎮塔巴。如果要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自己多次訪問埃及的印象，這個詞大概就是「爆炸」，特別是開羅，給人感覺是嘈雜（據說是世界上分貝最高的城市）、擁擠（到處車挨車人擠人）、髒亂（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從來沒人打掃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埃及雖然到處亂糟糟，但給人感覺社會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於謀生無暇他顧。近十年來，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並政治化，整個社會就像鋪滿了乾柴，只等著一點火星便會燃燒爆炸。突尼西亞的動亂成了這顆火星，引發了這場動蕩與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後的問題將更複雜，因為埃及許多深層次問題看來難以解決。
首先是人口爆炸問題。我第一次訪問埃及是1986年，當時埃及的人口是4 000多萬，今天已經翻了一倍多。當時埃及也有一個「計畫生育國民計畫」，但由於宗教傳統和教育落後等因素，這個計畫難以執行，埃及人口還是直線上升，導致了各種資源嚴重短缺。埃及的國土面積大約為100多萬平方公里，但全國95％的領土是沙漠，9 000多萬人口「蝸居」在5％的國土上。我曾坐飛機從開羅沿著尼羅河一路往南飛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羅河兩岸狹長綠洲之外都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這使我真實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環境的惡劣，感到了「尼羅河是埃及生命線」的真正含義。人口爆炸意味著埃及人口過於年輕，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歲，青年失業率超過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我也去過突尼西亞、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家，情況也類似）。這些絕望的年輕人成了這次推翻穆巴拉克運動的主力軍。
還有就是貧困問題。我仔細觀察過負責中國大使館警衛工作的埃及警察，他們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紀，紀律渙散，衣冠不整。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養家糊口，於是老向使館工作人員要吃喝的東西，往往自己吃了後還要往家裡拿。為了謀生許多埃及人現在都不得不打兩份工。近來埃及物價全面上漲，埃及民眾餐桌上的主食，如麵包、西紅柿、牛羊肉，價格都在成倍地增長。我的埃及學生告訴我，一公斤西紅柿半年前是2埃鎊一公斤，現在是12埃鎊（約2美元）一公斤，一頭羊過去是300埃鎊，現在至少要1 000埃鎊，也就是說，對於工薪階層來說，吃西紅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對於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貧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這種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聲載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蠶食了埃及這30年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突出體現在住房的嚴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簡陋，開羅成千上萬的住房沒有外牆裝飾，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牆。無數的屋頂上豎著密密麻麻的鋼筋，給人感覺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經住滿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說這是開羅市民的「智慧」，因為埃及的法律規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動產稅，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稅」，結果就出現了這種埃及奇觀。另一個埃及奇觀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響，有錢的穆斯林會為死者建造帶有小庭院的墓室，這些墓室連接起來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裡面有街名和門牌號。但是「死人城」今天卻住滿了從農村湧入開羅謀生的窮人，他們拖家帶口，以墓地為家，與屍骨為伴，在這裡安營紮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塵土飛揚，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據估計，開羅有上百萬人生活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
這一切的背後是極端畸形的埃及經濟結構。埃及整體上還很窮，但貧富差距巨大，國家經濟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賴進口的消費型經濟。埃及沒有足夠的出口創匯能力，所以只能拆了東牆補西牆，後果是債台高築。我1986年隨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埃及，雙方會談的一個問題就是埃及由於經濟困難，要求推遲償還中國政府提供的貸款。埃及當時一年進口的消費品達90億美元，而外匯收入只有70億美元，其中僑匯佔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蘇伊士運河收入和旅遊業收入。今天埃及經濟結構有所改善，旅遊業收入佔了大頭，但整個國家仍然入不敷出，進出口失衡的狀況更為嚴重。穆巴拉克執政了近30年，進行了一些經濟結構的調整，但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現代產業鏈。除了一些紡織和食品企業外，沒有多少現代製造業，因此難於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從糧食到許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賴進口。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等因素導致埃鎊迅速貶值，百姓的工資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在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同時，腐敗也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埃及辦事情要付各種各樣的「小費」。餐館裡明明是16％的服務費，但客人一般還要付額外的「小費」。凡是要排隊的事情，例如辦駕照、參觀繁忙的旅遊景點，總會有人（包括警察）與你搭訕，願意幫你做一些事情來換取你的「小費」。一次一位埃及朋友與我出去吃午飯，回來後發現他的車因停車不當輪子被鐵鏈鎖住了。他對我說，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著。果然從樹叢里走出一位朝我們招手的警察，這位朋友塞給他一點錢，就解決了問題。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見慣的小腐敗。坊間早就開始流傳各種版本的政府高官腐敗，特別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擁有上百億美金的贓款，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經被法國和英國殖民，所以繼承了不少殖民時代留下的傳統，如政府上層官員大都在歐美受過教育，但這些人與自己國家的民情往往脫節得厲害，導致了國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隨時任副總理的李鵬去考察阿斯旺水壩，埃及電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長全程陪同，他曾留學英國，講一口漂亮的英文。但當李鵬問他，開羅居民一度電要多少錢的時候，副部長竟茫然不知，忙著問他的下屬，下屬又忙著問另一個人，最後才給出了答覆。李鵬見此狀輕聲地對我感嘆：「真官僚呀，但這個話你不要翻譯過去。」其實這種「上下脫節」的狀況在發展中國家極為普遍：上層精英大都出身豪門，受過西方教育，但與本國社會嚴重脫節，官僚習氣極重，對百姓疾苦不聞不問。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體貼民間疾苦的「民本」文化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傳統確實是極為寶貴的政治資源，也是中國超越其他發展中國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埃及爆發的「革命」也將了西方一軍。如果西方真認為它那個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話，那麼為什麼西方過去幾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約旦、葉門、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專制」國家推行民主制度呢？為什麼這些「專制」國家的「獨裁」領導人幾乎都是西方的鐵杆盟友呢？其實西方的邏輯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認為你是他的敵人或對手，他就要用所謂的「普世價值」和「顏色革命」把你搞亂搞垮；而對於西方眼中的盟友，專制則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勵的。西方這種雙重標準的「普世價值」在中東地區表現得一覽無遺。這一點值得國內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當然，西方今天也開始意識到埃及動蕩對自己帶來的威脅，因為這場動蕩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議題：
第一是反恐。西方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會伴隨著伊斯蘭民主運動而迅速壯大，畢竟「穆斯林兄弟會」是埃及組織系統最嚴密的反對派勢力，也是蟄伏於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蘭勢力的鼻祖，它與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Hamas）和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進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鐵杆盟友們在這場伊斯蘭民主浪潮中紛紛倒台的話，最感到恐慌的應該是美國，最感到高興的應該是「基地」組織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蘇伊士運河是維繫西方石油供應的生命線，如果這條運河關閉，供應歐洲的油船將被迫繞道一萬多公里，歐洲石油消費大國將難以承受這種負擔。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最重要的「戰略夥伴」，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國內逐漸失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