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埃及之春」爆發不久，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先生來滬訪問。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春秋研究院和《文匯報》安排我和他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辯論。福山先生是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讓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使他聲名大噪。但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發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時，他沒有考慮到中國，這些年他每年都來中國，考察中國的崛起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雖然他沒有完全放棄自己過去的觀點，但對中國的多次訪問和西方的多重危機使他反思了不少問題。我真是希望國內的自由派學者也能從福山先生那裡學一點東西，以更為開放的心態來觀察中國政治和經濟，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還是要與時俱進，思想不能僵化，僵化就要出問題，中國崛起是歷史大潮，逆潮流而動意味選擇自我邊緣化。
那天，福山先花了40分鐘介紹自己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主要觀點，包括「中國最早創造了現代國家制度」這麼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中國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組成了比較中立的文官制度來治理國家，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最早的，這也就是現代國家制度的起源。同時他對中國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質疑，於是就有了我和他之間的那場關於中國模式的辯論。 下面是我當時發表的主要觀點：
剛才您在講話中對中國模式提出了一些質疑，我總結一下，主要是幾個問題：一個是問責制，一個是法治，一個是壞皇帝，一個是可持續性，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我想就您的觀點作一個回應。我覺得實際上中國作了很有意思的努力，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改革的實驗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而中國的發達板塊在這個方面在帶頭。下面我想針對您對中國模式的幾個質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個是問責制，您介紹的主要是一種西方議會民主多黨執政的政治問責制，我自己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我越來越感覺到這樣一種問責制很難真正地實現問責。坦率地講，我覺得美國的政治制度的設計是前工業時代的產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國政治改革的任務不亞於中國。三權分立僅僅是在政治範圍內相互制約，解決不了美國社會今天面臨的主要問題，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關鍵的關鍵是，我覺得需要一種新的制約與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而美國這個三權分立的模式下，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團，比方說軍火集團，他們的利益幾乎永遠不能被侵犯。他們阻礙了美國進行很多必要的決策。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人今天探索的問責制，範圍比美國的問責制要廣得多。我們有經濟問責制、政治問責制、法律問責制等，比如說我們的各級政府都有發展經濟、創造就業的使命。如果官員的任務完成不好的話，是不能晉陞的。我讀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寫的文章，他說美國在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為零，就業創造為零。我想在中國這個土地上走遍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這種記錄，所有地方都比這個要好，而且好不少。這是經濟問責制的結果，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問題。
政治問責制、法律問責制也是這樣的，就在我們開會的這個地方——上海的靜安區，靜安區是上海各方面工作做得總體上比較好的一個區。嚴格地講它的許多硬體指標、軟體指標都超過了紐約曼哈頓區，但是2010年一場大火燒了一棟樓，我們實行了問責制，二三十個官員和公司人員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處罰。我反過來想，美國這麼大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國普通百姓的財產損失了平均1/5到1/4，但迄今為止三年過去了沒有一個人承擔政治責任、法律責任、經濟責任。而且更麻煩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機的金融大鱷還可以照樣心安理得地拿上千萬，甚至上億的獎金，美國老百姓憤怒，奧巴馬總統氣憤，但他們是根據他們的合同應該拿到的。這使我想到了您剛才提到的中國的法治的問題。中國在推動法治建設，法治建設這方面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餘地。但我們自己傳統中的一些東西，我覺得是好的。比如說我們傳統中有一個「天」的概念。這個「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語言描述就是一個社會的整體的核心利益和良心，這個是不能違背的。我們可能99.9％的事情要嚴格按照法律辦，但我們一定要保留那塊小小的空間，涉及「天」的問題，涉及社會核心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們保留在法治範圍內進行政治處理的權利，否則就是法條主義。法條主義會害死人，所以中國在創新法律制度時，想取得這樣一種平衡。
至於「壞皇帝」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退一萬步講，即使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好皇帝」和「壞皇帝」時代，我粗略算一下，我們有七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歷史還要長，整個西方的近現代史也就是兩三百年，當中經過多少的戰爭衝突、制度變遷等，也不能保證現代西方這個制度可以持續下去，這是我們一會兒還可以討論的問題。
這個「壞皇帝」的問題是怎麼解決的？我想是通過我們的制度創新。第一，我們的最高領導人，不是世襲的，是靠政績靠自己干出來的。第二，我們有非常嚴格的任期制，最高領導人也是兩任。第三，現在是集體領導，集體領導意味著當中任何一個領導人，如果他的觀點明顯地偏離大家共識的話，那是要被拉回來的。第四，最關鍵的是我們有一個很強的歷史傳承，就是選賢任能。現在中國最高的精英決策團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資歷基本上是兩任省部級的履歷，中國一個省的規模相當於四到五個歐洲國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我們這個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選出像美國小布希總統這樣低能的領導，也不會選出像日本菅直人首相這樣的低能領導，所以這是一整套體制。我現在倒是擔心另外一個問題，不是中國「壞皇帝」的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希」問題。美國這種體制再這樣發展下去，我真是擔心美國下一屆的選舉，選出的人可能還不如小布希。美國是個超級大國，其政策影響到全世界，所以這個問責制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倒是想請您解釋一下如何解決美國的「小布希」問題——八年時間在現代的社會是不得了的，小布希八年治國無方，美國國運直線下降，再來一個八年美國也賠不起。
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我自己在《中國震撼》這本新書中講了一個概念叫「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有一個自己發展的邏輯和規律，實際上有一個自己發展的周期的。像中國這樣的發展周期，有時也可以用「朝代」概念來描述，一個周期平均是兩三百年，這是數千年歷史的規律，從這樣的一種長期的大周期來看的話，我認為我們中國現在還在全面上升的初級階段，所以我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我20多年一直是這個觀點。
我的樂觀來源於中國人喜歡講的一個概念，就是「勢」，這個勢一旦形成了很難阻擋。反過來講一樣，19世紀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一下子就轉過去了，中國就轉不過去，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慣性。我們的體制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一種新的勢頭，這種大勢很難阻擋，會有逆流，會有相反方向的浪花，但改變不了這個「勢」，這是文明大周期的大結構。這是很多西方學者，以及我們國內親西方的自由派學者往往沒有搞清楚的一點。他們預測中國崩潰的論調持續了20年，現在海外的「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中國國內還有唱衰自己的人，但我相信這種國內的「中國崩潰論」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
關於中國模式的持續性，您提到了中國過度依賴外貿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外貿依賴度這個數字是被誇大了。按照官方匯率來算的話，外貿佔GDP很大，但是外貿是按照美元來算的，而其他GDP的內容是用人民幣結算的，這樣就產生了誤差。再往前看，中國內需是世界上最大的。我們真正的快速城市化是從1998年剛剛開始，今後每年都有1 500萬到2 500萬人變成城鎮居民，這會創造巨大的內需，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內需加在一起也達不到這種內需。
還有關於尊重個人價值的問題，我想在尊重個人價值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外國人沒有太大差別。關鍵是我們有一種傳統，叫做從整體出發的傳統，西方則是從個體出發的傳統。實際上我們在實現個人價值個人權利方面，採用中國的這種整體介入的方法，效果實際上比採用個體介入的方法要好，我有時把中國的方法叫做鄧小平的方法，把印度的方法叫做特蕾莎修女的方法。鄧小平的方法使得數億的中國人已經脫貧，數億的個人實現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價值。他可以上網，可以看彩色電視，可以開車在高速路上行走，可以在網上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印度的特蕾莎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