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常說：美國這個國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經濟上是「市場經濟」，這種解釋並不到位，但對複雜的制度安排作簡練的概括不失為話語建設的一個好方法。我個人認為，理解中國也不難，而且是很準確的理解：政治上，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經濟上，中國是一種「混合型經濟」。如果需要更詳盡的解釋，特別是解釋中國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解讀中國的國家性質以及中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解讀也可以簡稱為「一國四方」——「一國」，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國在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a state party，或「整體利益黨」），它的作用是領導和協調；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是「協商民主」（a 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決策領域內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是「選賢任能」（meritocracy）；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a mixed ey）。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下面我們概述一下「一國四方」：
首先是「一國」——「文明型國家」：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我以相當長的篇幅闡述這麼一個觀點：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她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我當時是這樣寫的：
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但這種機會已經不復存在。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隻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麼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難以實現的願景。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這八個特徵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
這些特徵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上述的中國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動態關係很能說明這一點。中國政治力量相對強勢和中立的傳統源遠流長。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意味著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強勢有為、比較中立包容的政府聯繫在一起。政府不強勢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府不中立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爭而停滯不前甚至癱瘓內亂。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認為特別偏袒某一階層和某一地區，就可能引起廣泛不滿而喪失整合能力，導致國無寧日（如民國成立後的軍閥混戰）。現在看來，中國政治力量相對強勢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中國的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安排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這一切也構成了中國制度安排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現在看來這些安排也正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其次是「四方」——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發揮領導和協調的作用。中國迅速崛起已成了不爭的事實，但不少人還是認為中國模式的最大弱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政黨體制，因為「一黨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制度將無法應對中國社會日益多樣化和中國中產階層壯大帶來的挑戰。我的觀點正好相反：中國成功的關鍵原因就是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個安排雖有不足，還可以繼續改進，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強盛，因為它背後是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傳承，同時也汲取了紅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許多營養。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者叫「整體利益黨」，就是說這個黨是代表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的「黨」的內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黨理論其實並不複雜，它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表，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各個政黨都代表了部分選民的利益，然後通過競選和票決制，你得51％的選票，我得49％的選票，你就贏了，我就輸了，一個多元的社會就這樣通過票決從「分」到「合」了。（非西方國家採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頻頻失敗，就是因為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後，就再也「合」不起來了，現在西方社會也面臨這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雖然許多西方政黨也稱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體利益，但西方國家的各種民調結果都表明，多數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的政黨大都代表著特定的利益群體，而非大多數國民的整體利益。
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傳承。我們在過去兩千來年的歷史長河中，大都是統一的執政集團執政。「文明型國家」是「百國之和」，領導這樣國家的執政團體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這個黨將被人民拋棄。歷史上的執政集團，其實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稱它能代表。像西方政黨那樣，公開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正因為如此，過去十來年所有獨立可信的民調，例如，美國皮尤中心和亞洲動態（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調，都發現中國中央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極高，支持率最低都在75％以上，遠遠高於西方政府在西方社會的支持率。一些仇視新中國的人老是盼望中國的政黨制度走向崩潰，這是脫離中國民情和國情的誤判。坦率地說，很難想像某一天，中國的執政黨將由一個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執政，然後每四年或五年，換一個中央政府來執政，這樣的政黨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經地義的，在中國則是不可思議的。
從思想傳承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傳承，這個黨有自己獨特的「天命觀」，它代表一個文明、代表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代表一個在內憂外患下跌入低谷後又重新崛起的偉大文明。它不僅要對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要對自己文明的延續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毛澤東主席一直提醒國人要「追趕」和「超越」美國，否則就要被開除「球籍」。鄧小平恢複工作後首先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終要讓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社會主義的發達國家，並在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習近平也明確指出：「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國家強盛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
比較西方模式下的政黨，它們大多數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黨」乃至「遊戲黨」。與中國共產黨不同，這些政黨大都不對自己民族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例如，韓國的政黨競選可能選出一個導致與朝鮮發生戰爭的政黨，但韓國的安全最終是靠美國來保護的，韓國是否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