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小平會見辛巴威領導人穆加貝之後不到一個月，我第二次有機會為鄧小平做翻譯。那是1985年9月18日。鄧小平會見迦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為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在兩屆黨代會（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召開全國代表會議，在中共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可見會議要解決一些緊迫的問題。鄧小平作了開幕式的講話，提到過去的七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這個會議有兩大看點：一是領導班子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組成變動很大，下了十人（葉劍英等老一輩政治家），增選六人（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姚依林），並決定131位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增選一大批新人進入中央領導機構。鄧小平一直期待的廢除幹部終身制度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回過頭來看，這項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怎麼評價都不會過高。今天不少國家的體制崩潰的主要原因都是領導人終身制導致了體制的僵化和百姓的怨聲載道。從這次黨代會開始，中國政治有序接班的進程逐步形成，這無疑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關鍵舉措。
第二個看點是會議提出了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第七個五年計畫與過去的六個五年計畫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稱。過去的名稱只是「國民經濟五年計畫」，而現在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多了「社會發展」幾個字，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五年計畫的內容已經不限於經濟，還必須考慮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這個趨勢延續至今。
鄧小平那天是參加完黨代會開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廳等候迦納客人的到來。鄧小平在福建廳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鐘的光景。外交部部長助理周覺剛要給鄧小平彙報，鄧小平說：「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然後問了三個簡短的問題：「迦納政局穩不穩？」「老百姓的生活這些年有沒有改善？」「迦納和西方的關係處理得怎麼樣？」周覺一一簡要地做了答覆。回想起來，鄧小平的三個問題表明了他對非洲問題的熟悉。非洲發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穩，老百姓生活水平每況愈下的國家居多，與西方的關係總是處於兩種極端，要麼是全盤模仿西方，要麼是全盤拒絕西方。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實際上也都面臨這三個問題。鄧小賓士國的特點是善於在關鍵的時候抓住關鍵的問題，把這些關鍵問題處理好了，國家就走上了正軌。鄧小平指導下的中國崛起的特點就是在確保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綜合國力，借鑒西方一切有益的經驗，但趨利避害，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在學習的過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羅林斯是一個很有頭腦、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導人。他這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是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他訪問了南京，對南京改革開放的成就讚嘆不已。江蘇省省長為他舉行了一場精彩的文藝演出，他一會兒看著節目，一會兒低頭思考，演出結束後，他激動地走上台發表了一番肺腑感言：「多年來，迦納的統治者都是治理無能，而我國人民也只會感情用事，不會科學和理性地分析問題。而所謂的發達國家已經失去了人道，他們為了追求所謂現代文明和利潤，卻犧牲了人道主義。而中國則在經歷了愛與恨兩種極端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進入了科學和理智的階段，我們的人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中國的變化是世界所需要的，特別是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我相信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把現代化和理智結合起來，和人道結合起來。你們的演出使我看到這種結合所能產生的至善至美。」羅林斯這番話似乎揭示了一個事實：鄧小平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本質上就是使整個國家回歸理性，避免極端主義，這也是中國今天迅速崛起的關鍵所在。
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是實事求是地、理性地處理好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一些人總認為中國只進行了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但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的視野比較狹隘，他們只認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與西方所謂的「民主體制」不一樣，他們就認為你的政權合法性還沒有建立，你的體制還在轉型，你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他們甚至認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類最高的理想，中國要做的無非是全面「轉軌」到西方模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都與西方接軌。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這種觀點在中國竟然還有相當的市場和影響力，這是令人吃驚的。隨著一個又一個西方「民主國家」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今天西方許多主流學者都不再否認福山「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西方民主制度」的觀點失之天真，甚至連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坦承「美國民主沒有什麼可以教中國的」，說明他比我們國內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實，更加意識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臨著諸多難以解決的挑戰。
我在《中國觸動》一書中比較了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三種改革模式的結局：第一種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原蘇聯和東歐的「激進改革模式」，即對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中國的「穩健改革模式」，其特點是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適中規模的社會體制改革和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點是為經濟和社會發展鋪平道路，最終落實到民生的實質性改善。總體上看，「保守改革模式」的結果是經濟和社會嚴重缺乏活力。「激進改革模式」的代價巨大。我當時還描述了蘇聯以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的模式，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麼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最終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壽命降到60歲以下。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比較另外兩種模式，顯然是最成功的。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發展迅速，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對未來的預期空前樂觀。
中國進行了大量規模相對較小的政治改革，例如，徹底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各種政治運動，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質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使他們的知識和才幹得以發揮；廢除了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制度；進行了村級選舉為代表的多種基層民主試驗；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在一定範圍內建立了官員「選拔」和「選舉」相結合的制度；廣泛實行了官員提拔公示；改革了戶口和檔案管理制度；大規模地削減了各種行政審批；政府重大決策均進行廣泛民主諮詢；建立了基本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等。中國今天的迅速崛起與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分不開的。
只要對中國政治制度略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走出舊的「政治挂帥體制」和「計畫經濟體制」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過程，因為舊體制的特點是政經不分（如企業是黨政企三權合一，農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而中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決政經不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互動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確實把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於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之中，主要是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改進社會治理來推進的，例如廢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調動農民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場涉及中國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我們的國企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制度和政治管理體制的創新。我們的物價改革、住房改革、銀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領域的改革。中國的許多改革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它們不是單向度推進的，而是綜合推進的，許多社會建設和政治改革的內容都寓於「經濟」改革之中。
總之，中國各種政治改革事實上已有相當的積累，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遠比外界了解的要大。我們絕大多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政治改革的獨特方法，雖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但總體上還是體現了一種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單向度推進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社會風險，避免了許多國家因激進政改而造成的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經濟崩潰乃至國家解體。
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西方文化強調個體和差異，中國文化強調整體和綜合。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已經借鑒了西方強調個體和差異的許多做法，但中國從未放棄自己整體思考和綜合治理的傳統。在某種意義上，這也體現了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要政治考量：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里進行改革，一定要考慮每項改革政策的代價。智慧地、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爭取較大的成果，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途徑。
總之，中國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為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