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有機會為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做英文翻譯。我第一次為鄧小平做翻譯是在1985年8月26日，他會見辛巴威領導人穆加貝。會見開始前，鄧小平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外交部工作人員，並聽取彙報。鄧小平先與吳學謙外長握了手，然後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與我握手時，吳外長介紹：「這是英文翻譯小張。」我和鄧小平的目光也有一個短暫的交集，鄧小平的目光相當平和。他問我：「哪裡人？」我說：「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這兩個字給他帶來某些特殊的記憶。「知道霞飛路嗎？」鄧小平問我，目光中似乎帶著一點對往事的回憶。我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後說：「是淮海路吧。」他微笑點頭。
這次會見給我印象很深。當時穆加貝非常「左」，總擔心中國要放棄社會主義了，鄧小平反覆給他解釋。最後，我看鄧小平都有點不耐煩了，斬釘截鐵地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會談結束時，穆加貝對鄧小平說：「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歸。」鄧小平詼諧地說：「還要看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後又補充了一句：「可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鄧小平的樸實、詼諧和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來，鄧小平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氣。
首先是眼光。鄧小平是一個大戰略家、軍事家，具有超長的戰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談的是「一百天內要做什麼」，鄧小平則是「一百年內要做什麼」，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長遠的戰略型政治家。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長遠的戰略定下了，近期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因此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反覆強調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也就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動搖。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戰略，確保中國在21世紀中期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這個戰略今天我們還在堅持。關於社會主義，他始終堅持兩個東西，一個是黨的領導，一個是公有制佔主體，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形式。只要有了這兩個東西，即使出現了一些問題，如一時的貧富差距拉大，我們也有辦法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些都屬於跨長度的大戰略大構思。
其次是思路。鄧小平是一個戰略思想家，他在我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著，靜靜地抽著煙思考著問題，目光注視著前方，一句話都不說，真是很「酷」。會見外賓前，他都要聽彙報。聽完彙報後，他常有那麼一小段時間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歡和別人談一些「自己腦子裡正在轉的東西」，他的許多新思路經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談話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話就是：「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一下子就把糾纏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年的結打開了。
再次是清醒。鄧小平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實踐出真知，他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反覆強調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實踐。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發明權是農民的，是鄧小平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這種高度務實的實踐理性，使中國避免了民主浪漫主義和市場浪漫主義的陷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西方當下對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樣壓倒了實踐理性，結果也走進了死胡同，未來的路只會越走越窄，這種制度走向衰退的結局恐怕無法避免。
最後是大氣。作為一個人，鄧小平極為大氣，樂觀豁達。他一生中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多次大上大下。一個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機的時候，他總看到危機背後的機遇。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重要的南方談話，這是了解鄧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點。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當時的外部和內部世界的情況：1989年中國發生了「政治風波」，1990年東歐發生劇變，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蘇聯解體，紅旗落地，西方世界歡呼雀躍，這就是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我們的內部一片悲觀，懷疑「紅旗還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於是有人主張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變，特別是認為在經濟領域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改革開放的措施停滯不前和發展速度下滑。但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此時鄧小平顯示了他的過人之處和令人嘆服的遠見。他在危機中看到的是機遇，看到了中國的機遇，看到了社會主義的機遇，但他覺得好像周邊很多人還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蘇聯解體之後才20天，他就開始視察南方了，他有話要說。
鄧小平是中國高級領導人中最了解蘇聯和東歐，最了解蘇聯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蘇聯留學將近一年，1949年以後又7次訪問蘇聯，會見過當時蘇聯和東歐的幾乎所有最高領導人。他的基本判斷是蘇聯和東歐首先失敗在經濟上，失敗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上。1990年我去蘇聯，看到蘇聯當時最大的百貨公司里櫃檯幾乎都是空的，少數不空的櫃檯前都排著長隊，經濟實際上已經崩潰了。所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反覆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現在一些人只說不改革開放是死路一條，這顯然是不準確的，鄧小平把「社會主義」四個字放在最前面，他對此是深思熟慮的。
另外，鄧小平的一個基本判斷是蘇聯領導人的政治素質有問題。據透露，鄧小平私下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是：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實際上很蠢。我把這個評價和很多俄羅斯朋友都講過，他們非常同意。蘇聯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它本來還是有一手好牌的，結果被美國徹底忽悠了，搞得經濟崩潰，國家解體。
在南方談話前，鄧小平對蘇聯和東歐的事態發表了一系列評論。1989年9月4日，他表示：「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他還表示：「在這些國家動亂的時候，中國要真正按計畫實現第二個翻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成功。到下個世紀五十年，如果我們基本上實現現代化，那就可以進一步斷言社會主義成功。」 1990年7月11日，他向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指出：西方對東歐的變化「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複雜得很」。 1990年12月24日，東歐已經出現了劇變，蘇聯呈現一派亂象的時候，鄧小平說：「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 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前4個月，鄧小平說：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
實際上鄧小平走的是險棋。他非常明確，中國要大力「利用」外資，但「外資」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是對中國整體實力的補充。中國不是被外資控制，而是要壯大自己，最後反過來超越西方。這是一步險棋，大概只有中國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為我們有中國模式，我們有比較強勢、有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規模的市場。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利用外資，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們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資，而是整個經濟都被西方資本控制了，畢竟西方一個跨國公司的資產可能就超過這些國家的GDP。我自己感嘆的是，在那個充滿危機的年代，鄧小平看到了機遇和希望。今天中國的處境比當時不知好多少，但我們一些人卻越來越沒有自信了，這是說不過去的。
現在國內關於中國模式還有一些爭論。其實，就我自己的記憶而言，鄧小平從未迴避過「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鄧小平的話語中，「中國模式」的主要涵義就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同義語。今天國內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議確實有點令人詫異。我記得當時在外交部翻譯室，會不時討論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時遇到的一些難點，其中就討論過「中國模式」應該翻譯成「the ese model」，還是「the a model」。最後定下來用「the a model」，這個表述方法更貼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見，鄧小平至少從三個角度多次談論過「模式」和「中國模式」：
一是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進行一般性的論述。例如，鄧小平多次強調「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 1990年7月，他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指出：「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二是評論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時，鄧小平也多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