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底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遇見了被稱為「末日博士」的魯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並和他交換了一些看法。魯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長期在義大利生活，後來又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1998—1999年，他曾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資深經濟學家。據說他在2006年預測了美國將爆發次貸危機，2008年上半年他又預測了美國主要的投資銀行可能要覆滅，因為這些悲觀的預測，他得到了《紐約時報》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綽號。
2011年，他曾預測中國經濟在2013年將「硬著陸」，當然我們在2013年底見面時，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問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是否比過去更樂觀一些，但他還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低消費、低效率維持的，這種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中國未來的不良貸款和公共債務會導致經濟『硬著陸』」，可能意識到2011年對中國的預測有誤，這次他沒有說中國經濟將在哪一年「硬著陸」，只是泛泛地對我說：「這樣下去，中國經濟遲早會遇到大麻煩。」我個人對他還是尊敬的，因為他對中國經濟的質疑，相比其他經濟學家，意識形態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慮更多是出於對中國經濟數據的解讀。我坦率地告訴他：「你使用的中國經濟數據恐怕不太準確。」
這些年我們國內許多學者和媒體使用了許多不夠準確的數據，某種程度上，這些數據已經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斷。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這方面的問題。搞經濟的人都相信數據，但是數據的可靠性取決於數據採集的標準和方法，如果採集的標準和方法出現偏差，得出的結論就會出現偏差，甚至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對自己的一切，特別是自己的經濟狀況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估。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主張的「板塊解讀法」、「購買力平價」、「家庭凈資產」等方法實際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於常識的觀察和思考，這種觀察和思考往往與理論思考同等重要。換言之，理論應該「接地氣」，這樣才能較好地把握事實真相。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是很難把握事實真相的。我自己對西方話語的一系列質疑都是從觀察事實開始的。當一種敘述和理論明顯有悖於自己看到的實際情況時，我自然生疑，進而質疑這種敘述和理論的可靠性，甚至質疑其背後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可靠性。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些觀點：第一，中國內需和消費不足。這個觀點認為全球消費佔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約是70％，發達國家的比例一般都超過75％，而中國為59％，遠遠低於這個比例，甚至低於印度，國內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論中國的經濟要出大問題。我去過印度三次，我的常識判斷告訴我印度的消費水平大大低於中國。西方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由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西方餐館裡就餐的客人大為減少，但中國的多數餐館看上去一片繁榮，中國的汽車和房產的銷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國人買車大都是買新車，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車、使用汽車信貸的要佔半壁江山，中國街道上跑的車、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機、家庭里用的電器總體上都比西方多數國家民眾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貴。中國的內需怎麼會很低？我估計恐怕是統計方法出了一些問題。
美國《洛杉磯時報》2013年1月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看看各國餐廳的熱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當今的全球經濟版圖」：在中國，儘管經濟增速已有所放緩，但全球經濟增長的40％由它貢獻，一個例子就是儘管有食品安全問題的廣泛報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國民眾在餐廳消費總值卻同比增長了26.1％，百勝集團全球營收近一半都由中國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國，同期餐廳消費增長為2.1％；在日本，儘管有關方面號召民眾踴躍消費，支持災後重建，但同期餐廳消費增長几乎為零；而在歐洲，債務危機和財政緊縮讓消費者不得不省吃儉用，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現了餐廳消費負增長。經濟學家張軍就中國內需問題發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證了我的判斷。張軍舉了三個例子說明了中國官方關於消費的統計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國國內的消費水平。第一個例子是中國的汽車消費，其中相當一部分事實上是打入了企業的資本開支，推而廣之，中國相當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費是由公司付賬並打入公司營運成本的，而不是計入個人消費的。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農村人更不租房子，他們是自己蓋房子。中國租房子的人其實只佔總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國家，所有統計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業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沒有交易還有一個虛擬租金，即你這個房子如果出租的話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國統計中完全沒有這一項，也不計算虛擬租金，這就少了一大塊。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的高收入家庭（其實中低收入家庭的情況也類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調查，他們不願意公布收入，中國人大量的隱形收入根本沒有進入統計範圍。
張軍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實際上總體消費佔比應該是在60％—65％之間。這就和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高增長時期的消費佔比差不多，屬於完全正常。
經濟學家史正富也認為，過去34年中，中國GDP中的消費佔比約59％，投資佔比約38％，相比常規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消費佔比確實低了，投資佔比確實高了。然而，中國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的增長是令人驚異的。同一時期中，中國社會消費總額從1979年的2 000多億元，上升到2011年約23萬億元。以1990年不變價計，則年均增長率高達9.0％；按人均消費計算，年均增長率約7.9％，這一水平在世界各國中應該是名列前茅的。
我們經常聽到的第二個觀點是：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無疑，中國外向型經濟加大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但同時我也認為以中國今天經濟的體量和規模，所謂外貿佔中國GDP的比重達60％以上的判斷估計有相當大的偏差。問題可能出在官方匯率定價上，也就是說，在外貿依存度的統計中，對外貿易額是根據官方匯率為基礎的美元計算出來的，其餘部分的GDP是根據人民幣計算的，這樣一來，外貿佔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內需的進一步擴大，2013年官方統計中，中國外貿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們採用購買力平價來重新進行計算的話，估計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還要低一些。
第三個觀點：中國的投資效益不高。中國投資效益高還是不高，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證明，中國的資本產出比，即每單位GDP增長所需的投資量，從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國自1965年至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更是達到22.64。日本從1980年到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達37.16。我們的資本產出比高於美國和日本。過去34年中，中國的投資效益總體上好於美國和日本。中國高投資帶來的是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從0.16萬元提高到1.94萬元，增長了約11倍。
一些學者運用各種數據說明美國企業的效率比中國高，史正富的解釋是，從個體看，美國許多企業的效益可能比中國高，但美國和西方的體制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周期性危機帶來的破壞，「想想美國過去十來年裡互聯網泡沫破滅與房地產崩潰兩次災難中，有多少企業從「追趕」到「超越」毀於一旦，多少企業投資項目報廢損毀，實在是駭人聽聞！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單個企業投資有效，而社會總的資本產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史正富認為，中國的投資率平均高達38％，不但顯著高於西方發達國家，也超出東亞儲蓄率較高的經濟體。但是，高投資帶來的是高增長，而不是高浪費。衡量投資回報效率最簡單的綜合指標是資本產出比，按此指標來看，中國的表現不差。
第四個觀點：公共投資和地方債務過大。國內外對中國政府性債務議論很多，但實際上，中國中央政府2012年的國債餘額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國政府性債務數字，表明政府負債率為39％。經濟學家林毅夫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說時說，他看到的地方債務的最高估值為17萬億，相當於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相加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6％，總之明顯低於國際通行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