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是美國的著名時事評論家，也是美國有線電視王牌節目《法里德·扎卡利亞的環球公共廣場》（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他視角獨特、言辭犀利。2013年12月3日，在二十一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的最後一次討論會上，他對我提了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你們說西方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但為什麼除了中國以外的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採用了西方制度？」我問會議主席，應該詳盡地回答還是簡短地回答這個問題？會議主席說，只能一分鐘，因為會議已經超時一刻鐘了。我說：「我只需要半分鐘，也就是一句話：過去20年里，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超越了其他亞洲國家成績的總和，背後是中國的制度比較成功，所以我們是制度自信，我們歡迎政治制度的競爭，包括和美國政治制度的競爭。」關於中美製度比較和超越，我準備在第三章中再細談，這裡僅從國際比較視野來談談中國的「趕超」。
我們講「追趕」也好，講「超越」也好，都需要進行一些橫向國際比較，才能看清楚、說明白。過去20年，我們消除貧困的人數，我們新增加的中產階層的人數，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確實超過了其他亞洲國家成績的總和。我們還可以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把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與世界其他國家作一個比較。我們不妨把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分成三類：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發達國家，然後進行跨國的國際比較。
首先，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消除貧困，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超越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過去30年里，世界上8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世界銀行行長金墉2013年4月19日如是說：「過去數十年來，全球減貧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主要推動力是中國，中國已成功幫助6億人脫貧。」 比爾·蓋茨2013年4月在博鰲論壇上是這樣評價中國扶貧經驗的：在短短30年內中國幫助約6億人口擺脫貧困。在過去20年的時間裡，中國糧食生產率每年上升了2.6％，農民收入翻了15倍，成為第一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使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此外，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機，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發展能幫助世界上其他地區最貧困的人口過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嚴的生活。他很希望藉助中國的經驗和智力，一起幫助非洲脫貧。
有人說，儘管我們扶貧成績很大，但我們的貧困人口仍然上億，所以我們不能自滿。這個說法我是贊同的，我們的扶貧在很多地方還是低水平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從世界範圍看，我們的成績還是非常了不起的。2011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作出了決定，把農民人均純收入2 300元（約合380美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樣一來，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由2010年的2 700萬又增加到了現在的9 000多萬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扶貧標準還會繼續提高，從而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納入國家和社會幫助的範圍。但中國的情況非常特殊，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進行過土地改革的國家，今天我們的農民有地有房。如果我們計算的不只是貨幣化的收入，而是也計算中國農民事實上擁有的土地和財產，那情況就會完全不一樣。如果我們把中國貧困地區農民的土地和房產也折成貨幣的話，那麼以我自己的判斷，我們貧困地區的許多農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非洲大部分國家，怎麼都屬於中產階級了。我曾經碰到過一位去過貴州貧困地區考察的印度尼西亞學者，他說你們的貧困和我們的貧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們的貧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飯還有三菜一湯，我們的貧困人口就是沒飯吃，沒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張我們應該依據中國的民情國情來制定標準，用西方或者國際組織根據西方理論制定的標準，做橫向的國際比較往往會出現較大的偏差。當然，中國人有嚴於律己的傳統，我們文化的特點是有七分成績，也只講三分，這使我們的崛起很有定力，從這個角度看，謙虛一點也不是壞事。
第二，與轉型經濟國家比較。轉型國家一般指從中央計畫經濟國家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包括了中國和原蘇聯及其各個共和國，也包括中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別是無法準確地概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姑且借用這個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概念。與這些國家比較，我也可以這樣說，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超過了所有其他轉型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一個簡單的計算方法是經濟增長的倍數，中國經濟從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而相同的時間段內，原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增長為一倍左右，當然，多數轉型經濟國家的起點比中國高。蘇聯解體前的經濟規模比中國大，但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是俄羅斯的4倍多，中國的經濟結構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多數產業經過了從無到有或從小到大的迅速發展，而俄羅斯經濟結構與蘇聯解體前仍然類似，能夠拿得出手的還是軍工和能源。
過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轉型國家幾乎都走了這樣一條路：先是私有化為主的「休克療法」，結果是經濟大幅度下滑，然後是緩慢地回升，隨後又不幸地趕上了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和歐洲的債務危機。幾乎所有東歐國家都立刻陷入了嚴重的財政赤字，特別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波羅的海國家，不少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被降至垃圾級。中東歐國家外債總計約1.7萬億美元，超過了該地區GDP的總和，至今多數中東歐國家還沒有從危機中緩過勁來，所以當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並願意提供高達100億美元專項貸款和一攬子大項目合作（包括高鐵、核電、金融、物流等領域內的合作），中國的倡議立即受到中東歐國家的熱烈歡迎。參加2013年中國—中東歐首腦會晤的中東歐16國領導人共同表示：「中東歐國家珍視對華傳統友好，欽佩中國的發展成就，相信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將為雙方合作開闢更廣闊前景。」
第三類就是發達國家。儘管我們進步很大，但一談到發達國家，很多人的直覺反應就是我們還差得很遠。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國生活了20多年，走訪過所有發達國家，我覺得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國震撼》一書提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准發達國家板塊」，其人口約3億，已經和美國相當，這麼大的人口規模，其產生的影響一定是全球性的。這個板塊的背後還有一個人口更多的充滿活力的「新興經濟體板塊」，這兩個板塊之間已經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動，實現了1+1大於2的局面，這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秘密，並為中國「超越」西方提供了強大的、持續的內在動力。
2011年初，我曾和德國《時代周刊》的創始人、主編特奧·桑默（Theo Sommer）在漢堡進行過一次關於中國模式的對話。他說他剛從上海回來，感覺上海越來越像紐約，是不是沒有中國模式，只有美國模式。我說你可能看得不夠仔細，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您會發現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紐約了。上海的硬體全面超越紐約，無論是高鐵、地鐵、機場、碼頭甚至許多商業設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軟體的關鍵指標上，比如說人均壽命——上海是82歲，比紐約高3歲；嬰兒死亡率——上海比紐約低；社會治安上海比紐約好——女孩子晚上12點可以在街上散步。換句話說，我想告訴這位德國學者的是，我們的眼光已經超越了美國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們從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以後還要學，但是我們的眼光確實已經超越了西方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而中國的「發達板塊」在這個方面發揮著帶頭作用。
2012年底江蘇省崑山市政府曾經請我去參加一個座談，討論崑山的發展水平。江蘇省提出的目標是要在中國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崑山是中國百強縣之首，崑山又提出了要在江蘇省帶頭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看了很多崑山經濟社會發展的材料，也實地訪問了崑山的政府部門、學校、社區和企業，然後坐下來討論，我說，崑山也好，上海也好，其整體發展和治理水平肯定超過了義大利。
有人說，你用「板塊解讀法」，然而全世界都用「人均解讀法」，你就不能用？我說，一定要用「人均解讀法」當然可以用，但如果要準確地判斷中國真實發展水平和百姓的真實生活水平，最好再考慮以下三點：一是用「購買力平價」（PPP）的方法來計算中國和其他國家的GDP，然後再來進行比較，這比官方匯率折算出的數字更符合實際一些。二是融入「人均預期壽命」，因為這是一個綜合指標，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中國2012年的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5歲，遠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中國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