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社會有著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那麼東亞國家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係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鑒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該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制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及其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換血」從來不會成功。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我們可以從East Asian Barometer進行的調查中看到，東亞國家和社會，雖然發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著這種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
東亞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資料來源:2001—2003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美國學者戴維·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也曾對中國、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七國和美國的國民進行了民意調查，他發現東亞民眾的社會價值排序與美國人的社會價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別：美國人強調個人權利，而東亞民眾更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所形成的秩序。東亞和美國民眾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優先順序為：
（資料來源：David Hitchcock,Asia Values and the Uates:How Much .ict?,Washington,Dter for Strategid Iional Studies,1994.)
實際上這些調查只是再次確認了東亞國家多數人基於常識判斷可以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一直把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銷，為什麼東亞國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視的價值也作為優先價值取向來推動呢？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這樣做。美國人一定會說，強調社會秩序會導致專制，但這是很幼稚的觀點，專制可能帶來社會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帶來社會秩序，就像言論自由可以是個人自由的體現，但也可以帶來廝殺甚至戰爭。此外鑒於東西方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建設民主的最佳途徑就不應該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
西方那種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法治傳統，在非西方社會很難複製，少數地方可以複製，多數地方很難複製，其實也沒有必要複製。比方說，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特點是講「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講「合理」，不講「合情」，徹底改造這種東亞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了解雙方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並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進行體制創新。再比方說，中國重視家庭及其衍生關係的文化特點之一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持，這個關係從家庭成員延伸到親戚、朋友、同事乃至整個國家，這種文化傳統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難以克服的困難：從幫助下崗工人到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你一定要把中國家庭成員的彈性的親密關係都改造成美國一樣的剛性的契約關係，並認為這才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在中國、在東亞社會都行不通，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兩者之長結合起來，進行創新。
東亞社會應該努力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來不斷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這樣探索後形成的政治制度才會是有生命力的、代價比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鬥爭文化」照搬到強調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和諧文化」社會中，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搞得不好，就會引起社會的對抗和分裂，上述東亞民主政體面臨的困境可以說明這一點。
為了建立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民主體制，首先必須擺脫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的束縛，特別是所謂「民主與專制」話語的束縛。亞洲不少人也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來解釋為什麼必須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西方政治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在今天還有多少詮釋能力？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越來越淪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這個觀念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說，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麼簡單分類，那麼民主制度選出了仇視人類的希特勒該怎麼解釋？西方認為非常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明顯高於台灣地區和韓國，更不要說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謂民主國家了，這該怎麼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項政策，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思路對我們討論民主建設也有啟發，因為鄧小平把判斷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社會主義的形式和程序創新留下了無窮的空間。實際上，即使從西方民主理論本身來看，今天西方主要國家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結果是大量劣質民主的產生。今天這個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確」，但民主結果糟糕透頂的劣質民主。我們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從「內容」和「結果」出發，從實現「良政」出發來探討和界定民主。
基於這些論述，我認為東亞社會，乃至整個非西方社會都應該大膽地探索如何結合自己文化傳統來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許可以遵循這麼一個探索的思路：如果說西方民主現在被簡約為程序民主，我們可以嘗試反過來做，即從內容出發來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三條經驗十分重要。一是走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道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循序漸進、不斷試驗、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不要給自己設定過多的框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總會摸到石頭，總能過河，最終形成自己比較完整的新體制框架。我們的大方嚮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磋商機制。像經濟改革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大戰略確定的情況下，鼓勵各個地方進行大膽地探索和嘗試，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民主建設之路。
第二條是內需驅動，從中國的實實在在的內需出發，從有效的內需出發，只有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才會比較穩健。什麼叫有效的內需？有效的內需就是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的真正的內需，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就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法治社會的建設。非西方國家民主試驗不斷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從自己國內的內需出發，而是從西方國家的要求出發，嚴重脫離了本國人民的真實需求，老百姓要求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和議會卻在天天爭論修憲和廢除死刑之類的事情，肯亞、蒙古、烏克蘭等都是這樣的情況。
第三是民生為大，也就是說不僅國家的主要任務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設也要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質，落實到政府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落實到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試驗之所以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動的是為民主而民主，結果是政治機器空轉，導致無窮的內耗，多數老百姓的生活不是變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這樣的民主自然難以為繼。有了這三條，非西方社會應該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終民主的品質甚至會高於西方民主的品質。
民主建設其實就像開門一樣，門可以推開，也可以拉開。西方文化習慣了推，強調不同利益的差異和對抗，喜歡鬥爭哲學；而東亞和中國文化更習慣拉，強調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張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國家的成功率極低，那一套鬥爭哲學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現在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來打開民主之門，探索建立一種源於自己文化，同時又汲取百家之長的、在品質和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