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東亞 一、三大困境

中國位於亞洲東部,自然關心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和地區的發展。歷史上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都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無論是「漢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還是「筷子文化圈」,都說明東亞國家和地區之間割不斷的歷史紐帶。不少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先後採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模式一路走來,並不順當,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菲律賓是我比較熟悉的一個國家,但2009年11月發生的慘劇還是令我震驚。11月23日,菲律賓南部馬京達瑙省發生了一起政治仇殺案:51名人員被劫持,其中36名官員和記者被殺害。綁架者採用的是極為殘忍的手段,被綁者身上布滿彈孔,有的還被斬首或者強姦。據調查,這是又一起因為選舉引起的仇殺事件。從1986年至今,菲律賓其實已經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我2005年訪問菲律賓時就問過不少當地人:為什麼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麼多謀殺?一位對菲律賓政治頗有研究的朋友告訴我:「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僱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2010年8月又爆發了香港遊客慘遭殺害和政府處理嚴重失當的悲劇,再一次暴露了菲律賓政治、社會百病叢生的真實狀況。

菲律賓在很長時間內都被視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制度幾乎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憲政民主,但一個世紀下來菲律賓政治卻始終掌握在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手中,2009年11月的屠殺背後也是政治家族之間的廝殺。菲律賓曾是東亞僅次於日本的經濟強國,但美式民主並沒有帶來人民期待的繁榮和富裕,而是動蕩和貧瘠,國運也迅速由盛變衰。

菲律賓面臨的劣質民主問題成了困擾東亞民主政體,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採用西方模式之後面臨的大問題。總體上,我把採用西方模式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情況下就採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國、菲律賓、蒙古等;另一類是在經濟起飛之後轉而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等,但從過去二十年的情況來看,這些民主政體的品質普遍不佳,它們幾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會採用西方政治制度後出現的一些典型問題,特別是社會分裂、貪污盛行、經濟滑坡三大問題。

先來看社會分裂。採用西方民主政體後,這些社會原來由於種種原因而形成的社會矛盾和分歧,不是縮小了,而是放大了、強化了,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分裂,甚至對抗。泰國四年來圍繞著他信總理下台的流血抗爭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泰國「黃衫軍」與「紅衫軍」對峙的背後,是泰國城鄉貧富差距的嚴峻現實,泰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最富的20%擁有國民收入的60%以上,最窮的20%只擁有國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農民和城市窮人,而其反對者主要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和社會上流人士。2006年9月,泰國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的他信政府,某種意義上,這個政變順應了城裡中產階級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農民的激烈反對。泰國農村人口佔了總人口約70%,所以就不斷地出現所謂「農民選出總理,城裡人趕他下台」的局面。

如果泰國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為「城鄉分裂」,那麼台灣地區的情況則可以被歸納為「南北分裂」,這種分裂的背後是「族群分裂」:這些年來,台灣地區民主的特徵是政黨惡鬥。陳水扁2000年上台後,沒有帶來他所說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為了選票,陳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謂「本省人」、「外省人」、「台灣人」、「中國人」等),「南部」與「北部」成了一種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謂「愛台」的南部對抗「賣台」的北部。台灣地區南北差異固然有其歷史上形成的「重北輕南」因素,但採用西方政治制度後,政客出於爭奪選票的目的,競相爭打「族群牌」,大大加劇了社會分裂,也使政府對社會的整合能力銳減。雖然主張族群和諧的馬英九已上台,但如何修復台灣社會的深深裂痕絕非容易。

類似的南北分裂還出現在中國的近鄰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一場「顏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總統寶座,但由於治國無方,導致民生惡化、腐敗加劇。2010年4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對派推翻,隨後又出現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族群衝突,導致中國派專機撤出自己的僑民。社會分裂的現象也出現在韓國,其特點是政客為了爭權奪利,操縱原來已經存在的地域矛盾來爭奪選票,使本來就存在的如嶺南人(慶尚地區,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慶尚南北道的人)和湖南人(又稱全羅地區,包括光州市、全羅北道和全羅南道的人)之間的「道籍矛盾」更為尖銳,朝野政黨為了選票爭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分裂往往與政治動蕩聯繫在一起。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較大規模的震蕩。泰國的動亂已持續四年,從封鎖機場,到衝擊總理府,到取消東盟10+3高峰會,到反對黨領袖遇刺,到武力鎮壓,社會震蕩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現了暴亂,導致政府被迫實施戒嚴令;菲律賓更是經歷了無數次軍事政變;台灣地區則出現了「兩顆子彈」抗爭和百萬民眾走上街頭的「紅衫軍」;韓國的各種不同規模的政治衝擊波也幾乎從未間斷;吉爾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經經歷了兩次「革命」,而這只是一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

再來看一看貪腐問題。西方政治學理論一般假設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貪污腐敗就會減少,但從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實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實際情況來看,貪污腐敗往往有增無減。從「透明國際」發表的2004年與2008年的腐敗指數的比較中可見一斑:

腐敗指數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印度尼西亞情況似乎略有好轉,但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2009年仍把印度尼西亞排為亞洲腐敗最嚴重的國家。台灣地區民主化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台灣地區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特別是前領導人陳水扁八年拚命斂財之貪婪,令人髮指,用台灣媒體語言來形容就是:陳水扁是「拿大家」,陳水扁的團隊是「大家拿」。本以為民主可以遏制腐敗,但台灣地區卻出現了大規模賄選,雖然台灣當局對賄選打擊日益嚴厲,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奏效。台灣社會傳統的宗社結構、人情關係等使里長和樁腳等都成了賄選的沃土。韓國的財閥勢力自民主化以來也更為膨脹,政企之間互相勾結和利用,財閥向政黨提供大量政治資金是韓國屢禁不止的問題;菲律賓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國家是換一屆領導人,就是新一輪的腐敗開始。

還有就是經濟滑坡。泰國自2006年軍事政變造成動亂以來,經濟整體下滑;菲律賓實行了近一個世紀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眾今天還生活在赤貧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國外打工,最近的糧食危機和金融危機又使菲律賓經濟雪上加霜;蒙古騷亂背後的主要原因也是經濟的持續衰退,蒙古的經濟結構單一,過去二十年鮮有發展,人口的三分之一處於赤貧之中,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內蒙古。韓國自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來,雖然展現過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但由於宏觀監管嚴重失誤等原因,不幸地成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的重災區。台灣地區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台灣經濟的實力嚴重滑坡,失業率居高不下,外國投資銳減。本該拼經濟,拼民生,拼競爭力,但當局卻意識形態挂帥,拼「修憲」,拼「正名」,拼「公投」。陳水扁八年換了六位「行政院長」,各項政策搖擺不定,公共投資連續八年負增長,政府債務急劇上升,給馬英九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如果說,韓國積極推動了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從而使其經濟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搞閉關自守,拒絕與大陸的經濟往來,結果導致台灣經濟全面下滑。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發展與大陸的經貿關係來扭轉檯灣經濟的頹勢。

由於上述問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自己政體的滿意度明顯走低。根據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年的報告,韓國、蒙古、中國台灣地區、泰國、菲律賓的多數民眾都認為這些年來的民主轉型未能改善他們的生活。過去曾積極推動泰國民主化的泰國PAD的領導人林明達也公開說:泰國的政治非常腐敗,買票行為普遍,農村選民愚昧無知,所以選舉已沒有什麼意義。他甚至主張廢除議員的選舉,改為任命。林明達本人曾是1998年泰國民主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十年之後對泰國民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不能不使人唏噓。泰國從1932年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迄今為止已經歷了24次軍事政變,有意思的是泰國曆次政變後產生的非民選看守政府往往政績比較好,如1990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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