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關心東歐，因為東歐國家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東歐的劇變是怎麼發生的？東歐劇變後的情況怎麼樣？東歐與今天的中國比較誰更勝一籌？我二十年前去過東歐，二十年後又去過不少東歐國家，所以有一些實地觀感和思考。1989年的東歐劇變震驚了世界，當時我正好有個機會去維也納開會，便順道走訪了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尚未分家）和匈牙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年11月的一個夜晚，我從維也納客運總站乘捷克的大客車啟程，穿過維也納燈光璀璨的繁華街道，半小時後就抵達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邊防哨所。進入了東歐，進入了布拉迪斯拉發，但從這一刻開始，我發現路燈暗了、道路窄了、人的穿著土氣了，這種強烈的反差，至今還記憶猶新。
布拉迪斯拉發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車總站很像中國過去的縣城長途車站，燈光昏暗，廁所污濁。在這裡，我第一次發現歐洲還有這麼多看上去如此貧窮的人，十來個衣著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擠在空氣混濁的餐廳里喝土豆湯，啃黑麵包，他們一邊吃，一邊目不斜視地盯著飯廳的黑白電視，並不時跟著電視節目激動地說話。電視里播放著反政府示威遊行，還有此起彼伏的口號：「要人權」，「要自由」，「要戈爾巴喬夫」。第二天，我獲悉捷共領導人已經辭職，新的領導人開始了與反對派「七七憲章」代表哈維爾的談判。
布拉迪斯拉發是一座毫無生氣的城市，到處是灰色單調的「斯大林式」建築，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買瓶飲料也買不到，走了幾條街，最後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鋪子買了一瓶汽水，但細看了一下，裡面竟浮著一層霉。女營業員見此狀有點不好意思，馬上給我換了一瓶，「這瓶應該，應該，沒有問題。」口氣中還有點猶豫。當時蘇聯和整個東歐大都輕、重工業嚴重失衡，消費品匱乏，而且質量低劣。
我1986年曾隨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過羅馬尼亞，住在羅馬尼亞國賓館。但國賓館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裡的電視機是羅馬尼亞自己生產的，但只能「霧裡看花」，聲音也會突然消失，然後得拍它幾下，才有聲響。在布加勒斯特最繁華的百貨商店，我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購買上海生產的美加凈牙膏，街上跑的是羅馬尼亞和東德生產的甲殼蟲小汽車。我1990年還訪問過解體前的蘇聯，當時蘇聯的市場比1986年的羅馬尼亞還要蕭條。
這種局面使蘇聯和東歐的老百姓怨聲載道，也給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話語優勢。我曾看過一部美國人當時拍的紀錄片。一個美國記者問蘇共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美國的制度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質生活，你們的制度能夠提供嗎？」那位蘇聯宣傳幹部啞語了，不知如何回答。當時的蘇聯和東歐都有很多關於物資匱乏的政治笑話。其中一個是這樣說的：一天，集體農莊莊員伊萬在河裡捉到一條大魚，高興地回到家裡對妻子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妻子說：「沒有油啊。」「那就煮！」「沒鍋。」「那就烤！」「沒柴。」伊萬氣得把魚扔回河裡。那魚在水裡遊了一會兒，跳躍了起來，激動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萬歲！」
二十年前的東歐國家，雖然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制度（現在不少人懷念那個時代），但整體物質生活水平和經濟競爭力明顯低於西方。反對派人士也利用這種局面不斷地提出激進政治變革的口號，波蘭團結工會的智囊人物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說過：「團結工會從一開始就是把『要麵包與要自由』結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質要求結合在一起的。」
三天後我坐火車抵達了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布達佩斯火車站是一座很有氣勢的古典建築，人群熙攘，商鋪熱鬧，小販在吆喝，倒賣外幣的「黃牛」很多，還有老頭老太拉你租他們的公寓，這種鮮活的景象在當時的東歐很另類，說明這裡的經濟生活更加自由。其實匈牙利是東歐國家中最早推行經濟改革的國家之一。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大批示威者衝擊黨政部門，納吉總理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蘇聯隨後出兵鎮壓，44歲的卡達爾出任匈共最高領導人，但遭本國許多老百姓的責難，說他是「賣國賊」。卡達爾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不動聲色地推動了許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轉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極左政策，到了1970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經由醜小鴨變成了金鳳凰，成了東歐為數不多的相對繁榮的國度，布達佩斯也被譽為「東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滯不前，加上持續的能源危機和過分舉債等原因，經濟狀況開始惡化，黨內外對卡達爾的批評指責日益增多。1986年中國外長吳學謙訪問過匈牙利，我當時在外交部工作，曾聽過吳外長本人私下聊過他會見卡達爾的場景。那天，吳向卡達爾轉達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問候，並談到他受命於危難之際，領導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難，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聽後顯然有點激動，」吳說，「卡達爾在他最困難的1956年和1957年兩次訪華，見過毛主席、周總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國的關係非同一般。」
1987年10月卡達爾再次訪華，鄧小平和卡達爾兩人一直攜著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會見廳，這對鄧小平同志也是一種不尋常的舉動，可見他們之間的相互敬重。鄧小平與卡達爾的談話很有針對性，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於人民的。」鄧小平似乎已經預感到東歐要出事，他告誡卡達爾「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談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強調「我們現在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並說我們「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現代化）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卡達爾本人贊成鄧小平的觀點，但他黨內的激進派同事與他意見截然相反，他們主張匈牙利立即推動「徹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
在1988年5月的黨代會上，卡達爾與黨內激進派就政治改革問題進行了一次激烈辯論。他堅持必須在現有的體制內進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但他身體狀況已欠佳，整個蘇聯東歐的大環境對他也非常不利，匈黨內分裂愈演愈烈。卡達爾本人身心憔悴，終於1989年5月因健康原因辭職，7月6日與世長辭，享年77歲。
在激進派的主導下，匈牙利黨中央通過了一個比一個激進的綱領，提出「國家社會主義使匈牙利陷入危機，要儘快改變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已經不可避免」。與波蘭、捷克不一樣，匈牙利沒有像團結工會、「七七憲章」那樣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也沒有像瓦文薩、哈維爾那樣影響力較大的反對派頭面人物。匈牙利黨是自己內部先分裂，然後分裂出來的派系與黨外勢力合作，最後瓦解了政權。晚上我和H君夫婦共進晚餐，H君曾在日內瓦大學進修政治學，我們是老相識。他們夫婦現在布達佩斯一所大學任教。H君告訴我：
「匈牙利已經改了國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中已經去掉了『人民』兩字，國旗上也沒有紅星了，我們的憲法也已修改，實行了多黨制。」他還非常興奮地告訴我：「我們一個月內，已經有了50多個政黨登記參政。」他談到政治變革的必要性：「現在匈牙利經濟一路下滑，一個人打兩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認為經濟改革已經走入絕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帶給人民希望。」他夫人補充說：「我們匈牙利其實一直比其他東歐國家自由，我們幾乎人人都有護照，只要有錢，隨時可以出國，但我們珍視國家的獨立，現在蘇聯軍隊還佔領著我們國家。」H君點頭：「他們必須滾回去，這是我們的國家。」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們也談了對卡達爾的看法，H君不容置疑地說，「卡達爾落伍了，他講的話都是老生常談。匈牙利需要的是戈爾巴喬夫這樣具有新思維的領導人，或者是捷克哈維爾這樣的自由派領導人，否則人民看不到希望。」
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有諸多原因：這些國家傳統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響很大；他們的政權在自己國內的根基較淺，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幾乎都是「二戰」後靠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扶持上台的；很多東歐人認為自己的國家還被蘇聯佔領和控制著，還沒有真正取得獨立，波羅的海三國就是到了「二戰」時才被蘇聯吞併的。蘇聯很多做法也使東歐小國耿耿於懷。例如，捷克共產黨曾考慮接受美國「二戰」後提出的「馬歇爾計畫」，但遭到了斯大林的嚴厲批評；1968年蘇聯大舉入侵捷克；匈牙利在「二戰」時站到了納粹德國一邊，後來遭到了蘇聯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