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英國今天成了世界上閉路電視監控密度最高的國家。美國也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機場的安全檢查已是世界上第一個採用「全裸」儀器的國家。美國的《愛國者法案》更是允許政府相關部門竊聽電話、查詢電子郵件等活動。儘管英國和美國有很多人強烈不滿這些侵犯個人隱私和自由的政府行為，但大部分人最後還是接受了這些措施，因為他們也意識到國際恐怖主義對自己生命所構成的威脅。從這個角度看，英、美這樣的所謂自由主義國家也已進入了「後自由主義」時代。
其實，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與責任總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戰後的西方主流自由主義思潮則認為讓人自由發展就是高於一切的，社會也會因此變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這種觀點的人還不少。但這種觀點忽視了人性本身的特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惡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話，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不加節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貪婪，並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西方社會普遍的毒品泛濫和2008年金融海嘯，都是極端自由主義帶給我們的教訓。
歷史上，人們對「自由與責任」、「個人與集體」、「權利與義務」、「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這些問題的論述總體上還是辯證的。例如，《聯合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中對自由的論述是既強調自由，也強調責任的。從中國人的哲學來看，這些概念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才好。但在美國主導的話語中，講自由、個人、權利等就是正確的，講責任、集體、義務就是壓制民主。這種政治觀點實在是非常膚淺。自由與責任中，一味強調責任確實會被獨裁者濫用，但反過來一味強調自由，也會被各種政客和犯罪分子濫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學家也是辯證地看待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對政治與道德分離的。洛克認定獨立的個體是社會契約的前提，但他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違背文明社會道德準則」的人。依我之觀察，美國的個人主義理念與道德的分離，結果越來越多地損害了美國的整體利益。今天美國社會的毒品、槍支和暴力泛濫。美國還有哪個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國人口還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監獄囚犯人數卻超過了中國。中國理念強調自由與責任的統一有利於扭轉當前西方世界過多強調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國家中立的立場。實際上，你只要看看長期居住在西方的華人，絕大多數華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極端的那種論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賞自由主義的海外華人，他們真正喜歡的還是過去那種經典的、倫理化的自由主義論述，他們很難接受今天西方社會那種極端自由主義。華人在西方的相對成功與他們既長於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點，又能堅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分不開的。
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對這類問題進行著深刻的反思，如英國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臨嚴酷的選擇」，指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沿著一條路走下去，是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義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另一條路是……建設一個個人通過自我完善、孜孜以求、樂觀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認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會。」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也指出美國社會已在走向「巴爾幹化」，即極端個人主義使西方社會走向不斷的分裂。德國政治學家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來》一書中也指出：「今天廣泛存在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謀求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導致連人究竟還有沒有能力履行當父母所應有的任務和義務都成了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觀點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比方說，在很多國家，維持社會穩定本身就是保護人權的最重要條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百年穩定，非洲的現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穩定。沒有穩定，根本就不可能有發展，人權也遲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講維持穩定，美國就說你要搞專制，這實在是荒謬的。穩定可以是專制獨裁的結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結果，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良政，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定，不能由美國人來界定。西方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人權觀背後往往是自己戰略利益的考量，結果把很多國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後只能由西方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來收拾殘局。其實，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大特點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從就學擇業到飲食男女，從住房買賣到養生休閑，從媒體言論到文化生活，中國人的自由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寬廣。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當然，我們應該面向未來，思考我們在自由的問題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邀請我介紹中國變革的理念與戰略，其中一個核心話題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位學者問我中國新聞業以後會不會像西方一樣開放。我說：「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的新聞開放都有一個度。比方說，美國不允許播放本·拉登的講話，英國不允許歌頌希特勒，日本不允許批評天皇，泰國不允許開國王的玩笑，所以在新聞自由的問題上，各國的差異主要是一個度的問題。也許中國媒體在某些方面開放度還不如你們，但總體上中國的新聞自由度越來越大，而且這種開放度還會隨著國家自信心增強而越來越大。但是面對未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為標準，我認為不會。西方媒體有不少自己的長處，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但在幾個關鍵問題上，似乎處理得並不理想，所以我們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體如何解決自己被商業利益過多控制的問題。西方的媒體幾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結果產生了不少問題。比方說，美國的電視節目，甚至在播放精彩電影的時候，一刻鐘就打斷一次。我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要在中國出現。另外還有涉及公益事業的報道，比方說，中國媒體以與報道奧運會幾乎同樣的篇幅來報道殘奧會，這對於促進中國殘疾人事業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但是這樣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殘奧會的商業價值遠遠低於奧運會。西方媒體報道中，殘奧會幾乎不存在，對它的報道大概連奧運會的萬分之一都不到。我個人認為中國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它大大促進了中國普通民眾對殘疾人事業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殘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這類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國學習的問題。
其次，從西方對中國的報道來看，我覺得西方媒體始終未能解決一個價值偏見的問題。以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台為例，凡提及中國的政治新聞，主持人總不忘提醒受眾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或者「共產黨國家」。坦率地說，這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報道西方的水平。那個時候新聞一提到西方，總要加上「資本主義」之類形容詞，結果大大影響了受眾對西方的真實了解。
我本人並不反對西方媒體著重報道中國的消極面。講句公道話，西方媒體報道自己國內新聞時，也是以消極報道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體報道本國消極面的時候，比較注意核對事實，而報道中國時，則顯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視了一些起碼的職業操守。比方說，西方媒體報道2008年的拉薩暴亂，都採用了尼泊爾警察毆打藏民的照片和畫面，然後說中國軍人在毆打藏人。為什麼報道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為什麼報道錯了之後，絕大部分媒體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覺得這裡恐怕還有個文化傲慢的問題。
第三，我把西方對中國的報道方法概括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就是說你們對中國某一事件的報道和描述可能還算準確，但你們對中國各種報道綜合起來給人的總體印象往往是謬誤的，或者說與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感受差別極大。為什麼你們的新聞自稱是客觀的和自由的，但最後造成的總體印象會如此荒謬呢？這裡恐怕有個哲學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人的哲學觀總是從整體出發來看個體，西方哲學觀一般只注重個體，結果就造成了認知上的巨大差別。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英國廣播公司對英國和美國的電視觀眾作了調查，結果發現60%的觀眾認為中國人民是「受壓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憐這些英國廣播公司的受眾，他們無法獲得關於中國的客觀與全面的資訊。我說虧得中國今天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否則美國就要派大兵來解放中國人民了。這個例子至少說明西方主流新聞報道的水準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議，作為第一步，凡是派駐中國的記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則怎麼可能真正理解一個不同的文化？第二步，報道一定要既看到樹木，也看到森林，特別是了解多數中國人對各種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誤導西方受眾。
第四，從新聞自由的理念來說，消極報道、批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