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多黨民主制度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社會存有多元的利益，這些利益應該通過不同的政黨來代表，它們在法治的條件下進行博弈競爭，但是這種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差異和鬥爭的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成功率極低，因為這種模式所需要的法治傳統、遊戲規則、龐大的中產階級、比較寬容的政治文化等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基本不存在。這種「鬥爭哲學」往往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盲目採用西方制度，猶如打開潘多拉盒子，後患無窮，整個社會可能因此而陷入永無休止的黨爭和內耗。而西方的一貫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睞的那個政黨，只要這個政黨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國家，它就要進行干預，最終可能使你的國家永無安寧之日，現代化事業化為烏有。
如前所述，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為什麼沒有一個公司採用一人一票來選CEO？因為這樣做，公司就要破產；為什麼沒有一支軍隊採用一人一票來選最高指揮官？因為這樣做的軍隊就打不了仗；那麼一個國家搞一人一票會不會破產呢？這樣做而破產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國家比比皆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前對此是這樣解釋的：這種制度預設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樣的權利，結果就是「暴民」政治，要麼選出了壞人，要麼無法容忍好人。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整體文化和教育水準低下，政客往往只需與黑社會勾結就可以掌控多數票源，最後遭殃的還是普通百姓。
那麼為什麼西方國家搞一人一票還不破產呢？其實冰島已經破產，希臘也破產了，還有不少國家處在破產的邊緣。那些還沒有破產的國家過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是搞普選的。英國是18—19世紀的超級大國，到20世紀初城市人口已佔總人口90%以上，還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國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了，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是對選舉權設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婦女要到30歲才能投票，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有雙重投票權等。
現代化完成後的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幾個特點：一是政治與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台都不大會影響經濟，不大會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這些國家享有了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人均資源，也就是說國家有資本去承受政治內耗了；三是中產階級已經成了社會主體，中產階級傾向穩定；四是西方精英階層通過數百年的政治歷練，已經獲得了掌控國家主要資源和權力（如國會、金融、媒體等）的能力。這些條件滿足後，西方國家才開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礎主要是「鬥爭哲學」，其特點是先把社會分裂成不同的派別，然後通過政黨政治再來進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國家，一個社會一旦分裂之後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只會變得越來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潰。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則是「和諧哲學」，其特點是「少分裂，多整合」，尋求儘可能廣泛的社會共識。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曾這樣說過：「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演變成了一種「遊戲民主」，其特點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講的話無需兌現，選民對此也表示理解，因為這是「競選語言」，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選個演藝明星，選個美女，毫無政績可言，也都順理成章、無可非議。
「遊戲民主」使許多社會變成了空耗大量資源的「選舉社會」。以台灣地區2009—2012年的選舉為例，先是連著幾個「補選」，後是2010年年底的五大直轄市以及「立委」選舉，然後是2012年3月的大選。這些選舉的關聯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標意義，所以即便是縣一級的選舉也需要全台灣力量的總動員。有學者估計，在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政治日程上，四年任期內只有一年七個月的「無選舉階段」。更多的人則乾脆把台灣稱為一年365天都在選舉的「選舉社會」。
「遊戲民主」使許多國家的民主品質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質化。歐盟驚訝整個東歐二十年民主化竟然沒有選出過一位政治家；第三世界的所謂「民主國家」里，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國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衝突和戰亂。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小布希連任兩屆總統，領導無方，結果美國的國運便直線下降，還成了金融海嘯的發源地和重災區，世界也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南歐的「笨豬四國」也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政客們只知一味討好選民，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這些國家一度都相當風光，但僅僅一代紈絝子弟就把國庫弄了個精光。
亞洲兩個擺脫了這種政治平庸化的政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和中國的執政黨。它們的特點都是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和拒絕平庸化。現在看來，這兩個政黨應該是世界上行政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所以才創造了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世界奇蹟。而按照西方標準改造的亞洲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政治平庸化了，只能代表社會的部分利益和部分派系，都不具備整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也普遍出現了政治平庸化和高度資本驅動的問題。不少西方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Harold Meyerson）於2010年3月3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存在缺陷的美國政治模式幫助了中國」的文章，表示了他對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國模式挑戰的擔憂。他這樣寫道：
在參議院，多數派的決定總是遭遇阻礙。最高法院已經裁定，大筆金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們的選舉。你以為邊境之外沒人會注意到這些嗎？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可曾意識到，我們現在的勁敵中國正在嘲笑我們的民主沒有能力創造就業崗位來恢複經濟，並且將這作為威權主義優越性的證據。《中國日報》本月援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的話評論了我們政治體系的缺陷。李飛說，西方式的選舉是富人的遊戲，他們受到候選人能夠利用的資源和資金的影響，設法贏得大選的人很可能站在他們黨派或資助人的立場上行事。李的觀點是有力的，因為它相當——儘管不是完全——正確。美國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於證明這些話的正確性。最高法院1月份的一項裁決允許各個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資於選戰。這聽起來似乎是有意要驗證李的觀點。參議院出現機能失調，導致多數派的決策屢屢受挫。這是在全世界面前對我們民主價值觀的嘲弄。在同中國的激烈角逐中，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那麼，中國將會贏。
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Nathan Gardels）則使用了「消費者民主」這個概念來形容今天美國民主的特點。所謂「消費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種極為短視的「減肥可樂式的文化」，一種「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費又不儲蓄」的民主制度。這個概念與我提出的「遊戲民主」有異曲同工之處。內森·加德爾承認美國這種民主制度已無法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2010年1月27日，他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這樣寫道：
現在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造成的惡果。
沒有被統治者的同意，統治制度不能夠維持下去。但正如從孔夫子、柏拉圖到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每一個政治智者都明白，當公眾的貪念否定了治理，結果則是兩敗俱傷。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危機顯示，減肥可樂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費又不儲蓄；既要現代化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學校，又不想納稅—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