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中國迅速崛起雖然引人注目，但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少人甚至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並沒有產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還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認為，中國這種「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
我曾於2009年10月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的評論。文章發表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特地加了一個題註：「西方最好還是研究一下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a』s dramatic rise.」）西方雖然對中國仍懷有難以擺脫的偏見，但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中國理念了。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更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沒有理念上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國理念是：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中國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實事求是」理念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指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的明清時代又形成了「實學」，強調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則，英文則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毛澤東把這個理念定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理念，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理念使中國擺脫了東、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個理念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因此而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避免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沒有像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膽地借鑒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中國人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大膽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各種制度和做法，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
「實事求是」對於世界的意義在於：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麼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麼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麼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麼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麼台灣地區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麼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台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麼東歐「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屬於最差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麼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總之，信奉「實事求是」的人，頭腦是清醒的，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
如前所述，中國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人還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貧困，努力改善民生，這是一個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中國「民生為大」的理念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長期存在的一個偏差，即只重視公民政治權，不重視民生權。追溯其歷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個年代裡，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慘的貧困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今天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但世界人口的一半還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繼續這種偏差是說不過去的。
「民生為大」還意味著在所有人權中，應該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大大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在認知上的這種巨大差別。
世界上仍然有約30億人飽受戰亂、赤貧、飢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大都無法解決好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中國模式來之不易。隨著時間推移，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坦率地說，不是中國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價，而是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使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脫貧的希望。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比較強，所以中國人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中國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張統籌思考，辨證認知，標本兼治。整體思維的出發點是整體包含了部分，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由於這種整體思維觀，中國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並一步一步地實現著這個戰略。
中國人的整體觀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嚴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屬於個人價值範疇，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往往與國家安康的信念緊密相連。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戰亂，人民把確保「天下太平」和「國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個稱職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職。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又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使得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把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尊嚴看得很重，並認為這與個人安全、幸福、自由、尊嚴密不可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相對成功表明，一種歷史形成的傳統，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總是有利有弊，關鍵是要學會趨利避害。中國這種把國家與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的理念只要運用得當，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做什麼事都喜歡從個體入手，因為它有個人主義的傳統。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可能只能永遠在西方後面爬行。我們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從整體入手來促進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我們創造的奧運模式不僅使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奧運戰績，而且也推動了無數中國人熱心地參與到體育、健身和公益事業中。我們舉辦殘奧的模式也推動了無數中國殘疾人個人權利的改善。我們主辦世博會的模式也是如此。我們通過以整體為出發點的努力，既帶動了城市建設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又使無數個人更好地了解了什麼是低碳環保的城市生活。
總之，在推動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中國採用從整體出發，推及個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過個人主義的理念和方法更為有效。我甚至可以說，兩種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別大概就是鄧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許多扶貧善事，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方法之間的差別，鄧小平的方法是從整體入手，逐漸惠及個人，特雷莎的方法是從個體入手，逐漸感動整體；鄧小平的方法使近4億個人脫離了赤貧，獲得了更多的尊嚴、自由和幸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