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János Kádár）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當時東歐和蘇聯的動蕩已經初現，鄧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贊成鄧小平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採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畫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二十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麼樣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調，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我1989年訪問過匈牙利，二十年後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見所聞可以印證這個民調。關於匈牙利和東歐的情況，我在第七章中再詳談。
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在應對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麼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特點也是我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而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著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
中國模式的哲學觀主要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華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強的入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注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今天的實踐理性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實踐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即關心「存在」、「是什麼」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麼」的「規範論」），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麼因而是什麼」（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實踐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麼」、「市場經濟應該怎樣」、「民主是什麼」、「現代性是什麼」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中國模式的這種政治文化邏輯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蕩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國有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它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能夠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和政策。中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從本質上看，也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所決定的。自秦漢以來，在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裡實行的就是大一統體制，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縣制，官員由中央通過考試考績來選拔任命，而不是像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政治，應該說中國的文官制度領先了歐洲上千年。歐洲是到了啟蒙運動後才從中國借鑒了文官制度。
中國超大型的規模也意味著國家治理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災、戍邊征戰等需求使這種強勢有為政府的傳統延續至今。這個傳統與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國情密不可分。以中國每年的「春運」為例，老百姓春節就要回家團圓，要探親訪友，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每年一個短短的春運就有超過20億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運的客運流達到25億人次。25億是個什麼概念？這意味著把美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個月內都挪動一下。除了像中國這樣一個比較高效運轉的政府體制外，沒有任何一種體制可以處理這種挑戰。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歷史中形成的政府權威，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政黨權威都被用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縱觀整個發展中世界，凡是採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執行能力極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地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難達成，更無法推動計畫生育政策，結果是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這個過程自然也是矛盾和衝突增加的過程，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使我們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國家變革中出現的那種社會失控和國家解體，減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與衝突。中國通過政府動員和勸導，大大降低了解決複雜矛盾的代價。中國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行政組織能力，這從舉辦奧運會、世博會，應對金融海嘯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這種能力對於中國最終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至關重要。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的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要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轉化與弱化也要靠政府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大範圍地放權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這就容易引起圍繞資源的競爭，造成不穩定。另外，「百國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圖使中國有著比一般國家複雜百倍的地域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稍處理不當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甚至衝突。中國的穩定至今還受到內部分裂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挑釁。多少西方勢力都在期盼著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台灣獨立、內蒙古獨立，期盼著中國會像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那樣解體。但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