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一的政府、市場、經濟、教育、國防、外交、金融、貨幣、稅收體系。但我們國家又和一般國家不一樣，我們「文明國家」的許多傳統並未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們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現代國家的載體中得到了更好發揮。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也很有影響的書，名字叫《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a Rules the World)。儘管這個書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世方式，但與其他學者不一樣，他在書中對中國「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正面的闡述，應該說他已經基本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值得我們肯定。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國是惟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於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眼裡的國家。」他在書中也引用了我關於中國模式的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吸引力。他關於中國是「文明國家」的觀點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崛起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有所裨益，也啟發了我對「文明型國家」的部分論述。
但是馬丁·雅克亦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兩種特性之間會有衝突，這種衝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斷中國今後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以及中國人的種族優越感可能會導致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某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他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西方學者那種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對立起來的思維方法。依我之見，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個把「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的長處結合起來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複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我還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而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這就是「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別。前者融「文明」與「（現代）國家」為一體，而後者中的「文明」和「（現代）國家」則常常是一個矛盾體。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未像現在這樣既古老又年輕，既傳統又時尚，既中國又世界。一個古老文明，同時又具備了現代國家的品質，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這八個特徵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
我們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疆土上的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歐洲相比，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萬左右，所以中國的人口約等於100個歐洲中等國家之和。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今天的人口規模也是在自己漫長歷史中「百國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但印度歷史上沒有經歷過中華民族這麼長久的人口整合過程，其龐大的人口遠遠沒有中國人這種高度的文化同質性（相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遠遠沒有中華民族這種凝聚力。印度歷史上最長的統一時期是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外來的英語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語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語的人還不到印度總人口的10%。從這個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整個西方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而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0%。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特別是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受過教育和培訓的人民是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財富。這麼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個經過充分整合的現代國家載體內，他們既受到傳統文明的熏陶，又接受過現代教育，所以產生的規模效應世界上無人可比。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創新+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中國的旅遊、手機、互聯網、高速鐵路等行業的迅速發展，都體現了這種規模效應。許多境外企業投資中國都有一個口號，只要能在中國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從更廣的意義上看，由於人口效應，中國只要改變自己，往往就能改變世界。比方說，中國汽車產量和銷量已經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整個世界汽車工業開始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也是世界第一，隨之而來的就是世界建築設計業出現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個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開始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遊、航空、影視、體育、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
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土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步「百國之和」而形成的。雖然俄羅斯和加拿大國土面積比中國還要大，但它們從未經歷過「文明型國家」意義上的那種整合曆程。前蘇聯曾嘗試創造過「蘇維埃民族」，但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化為烏有，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各個共和國紛紛獨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轉了親西方勢力主導的所謂「民主化」，俄羅斯還會不斷地解體下去。
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大國有大國的難處，小國有小國的困難。小國經不起風浪，而大國遇到風浪，東方不亮西方亮，迴旋餘地大得多。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曾對我說，新加坡現在雖然比較發達，但新加坡總是如履薄冰，因為任何一場大的危機，比方說像「9·11」那樣的恐怖主義襲擊，就可能使整個新加坡毀於一旦。智利是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2010年一場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塊，整個經濟可能兩年內都喘不過氣，而中國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這麼大的天災，整個國家經濟紋絲不動。
遼闊的疆土也使中國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和戰略縱深。強勢政府的傳統和現代國家的體制建設，使我們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國防能力，徹底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百餘年的「挨打」問題。由於可以在超大規模的國土內進行戰略布局，我們今天可以實現西氣東輸、高鐵「四縱四橫」等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實現資源的優勢支配。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產業升級往往意味著產業遷移到外國，而中國在自己內部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梯度轉移。一般製造業可以從發達板塊轉移到新興板塊，但仍然留在中國，這就延長了中國製造業的生命周期。我們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兩條腿走路」的做法、各級地方政府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縣際競爭與合作等特點都與我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這個事實有關。
「文明型國家」所形成的地緣優勢也使我們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地緣輻射力。中國過去三十年推動了沿邊開發的戰略，現在又與東盟建立了10+1自由貿易區，建立了中亞地區的上海合作組織，並推動中、日、韓之間的經濟整合。中國已成為整個東亞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並通過東亞推動世界的發展，使中國迅速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的重要動力。中國這種地緣優勢是日本這樣缺少地緣優勢的經濟大國所難以比擬的。
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使中國在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實踐傳統。我們在政治、哲學、宗教、語言、教育、藝術、音樂、戲劇、文學、建築、軍事、體育、醫學、飲食等領域內都有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東西。這種傳統的豐富性、內源性、原創性和連續性都是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資源使我們今天仍然受益匪淺。我們今天講的「與時俱進」觀念，源於數千年前《周易》中的「與時偕行」。我們今天使用的「和諧社會」概念源於《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們先人「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被用來引導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展現的是中國人「敢為天下先」的那種闖勁：船在河裡航行可能不穩，因為有暗流，但到了橋頭附近，水流一般會起變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橋洞就可以穿過了。這些都是數千年文明智慧的積累，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人實踐理性的哲學傳承。
正在形成的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也是中國思想獨立性和文明內源性的體現，這很像中醫，西醫能解釋也好，不能解釋也好，中國人信這個東西，因為它管用。如果西醫不能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