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自己看中國也好，外國人看中國也好，都有個「盲人摸象」的問題，因為中國太大了。如果你無法摸到大象的全身，只能摸到一部分，就容易把大象說成了一根繩子、一根柱子、一堵牆、一把扇子，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們常用的GDP的總量非常大，但人均GDP仍然很低的說法，也無法把問題說清楚，因為它還是沒有解決數量和質量的關係，所以不容易使人找到感覺。究竟如何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中國的真實發展水平並預測中國的未來，我傾向於採用「板塊概念」和「板塊關係概念」來分析。
我想這首先是為了理順量和質的關係。如果只是泛泛談中國經濟總量比較大或者中國人均收入比較低，那我們討論的還只是一個量的概念，而不是質的區別，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不只是一個量的差別，而更是質的差別，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差別，是現代國家和非現代國家的差別。
今天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大型的「准發達國家」板塊和一個超大型的「新興經濟體」板塊。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點是現代經濟、現代管理、現代研發、現代服務業，那麼後者的主要特點就是巨大的規模效應和成本效應，兩者的結合某種意義上就是質和量的結合。這種結合便產生了1+1大於2的中國效應。正是這種結合使得中國崛起得如此之快。根據學者胡鞍鋼的計算，互聯網用戶，1993年美國大約是中國的3 000倍，2008年中國已經是美國的1.2倍了。手機用戶，1987年中國和美國的差距達到了1 760倍，但現在美國的用戶只相當於中國的40%。寬頻發展，2000年美國是中國的300倍，但到了2008年中國就超過了美國。我們本來以為2020年中國才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結果在2009年就做到了。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之所以成為全世界的熱門話題，不是中國人自己想談這個話題，中國人不想談，我們想低調做人，想韜光養晦，而是外部世界不斷地感受到來自中國1+1大於2的衝擊波，他們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
第二，「板塊」的概念有利於更好地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前面我已經提到了「中國平均氣溫」思維方式對國人、對外界帶來的困惑和尷尬。說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今天已很難說服人。凡是了解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情況的人都很難接受。我們在許多方面，包括農村大部分地區，都比他們做得好。同樣，如果光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會使人忽視中國還有不發達的一面。所以當你把中國兩個板塊及其互動關係說清楚時，人家對中國的真實發展水平和前景就比較清楚了。瑞士一些鐘錶企業受了「中國平均氣溫」思維的影響，認為中國還是一個窮國，所以不看好中國市場的消費能力，他們堅持把銷售重點繼續放在美國和日本市場（如TAG Heuer），結果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這兩年的銷售額大幅下降，而那些有板塊意識的公司（如OMEGA），早就立足於開發中國市場，因為他們認識到中國內部光是發達板塊的實際消費能力就可能超過了日本，甚至可能超過美國。這些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近年直線上升。可以說，中國的發達板塊在2009年拯救了瑞士的鐘錶業。
對中國人自己也一樣，「板塊」的概念是為了更加客觀地評估自己，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和發展自己。我們不能老是用「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作為借口，來原諒自己的不足。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其多數的參照系就應該是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就是要扎紮實實地爭取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大都市。我們發達板塊的參照標準應該是發達國家的水平，這能激勵我們更好地學習和創新，最終做得比發達國家更好。同樣我們的「新興經濟體」板塊，也應該找到自己的參照系，汲取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取得新的進步，達到新的高度。
第三，兩個板塊的概念可以使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從「靜態」轉入「動態」。中國經濟不是一批數字的堆積，更不是數字遊戲，而是兩個板塊之間的大規模互動。中國的1+1，不是歐洲+非洲。歐洲與非洲的關係或多或少是一種後殖民關係。歐洲的富裕在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非洲貧困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換言之，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使得非洲很難發展起來。比方說，歐洲巨額的農業補貼使整個非洲無法發揮自己在農業方面的比較優勢。而在中國內部，我們的1+1兩個板塊是同文同種，血脈相連，血濃於水，上面還有一個比較中性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在全面規劃和大力推動1+1的良性互動，所以中國這兩個板塊的關係是互相提攜、共同發展的關係，這將使得中國經濟和社會充滿了活力。
第四，1+1也體現出中國發展模式的戰略考量。這也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當年鄧小平為什麼那麼迫切地希望中國條件好的地方率先發展起來。在這個西方強國虎視眈眈的世界上，如果沒有自己的發達板塊，中國就會處處被動挨打，其經濟也可能被西方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完全打垮，整個國家都可能淪為發達國家的附庸。一旦有什麼危機，中國立刻成為最大的犧牲品。亞洲金融危機給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帶來的悲劇，這次金融海嘯給東歐帶來的災難，都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從改革開放之初就確定讓一些條件較好的地方先發展起來。鄧小平多次說過，中國內地要有幾個香港才好，就是為了儘快地形成我們自己的發達板塊。有了這樣的板塊，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發展，中國才會有競爭力。這樣的板塊意味著中國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產業」、「龍頭企業」、「拳頭產品」和巨大的消費群體。
這有點像中國古代「田忌賽馬」的故事。田忌的總體實力不如對手，但在孫子的指導下，通過對上、中、下馬的重新組合，利用了自己的某些相對優勢，取得了比賽的勝利。中國也是這樣，通過儘快地形成自己的發達板塊，創造了國際競爭中的局部的非對稱優勢，從而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在這個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下，帶動了整個國家的進步，走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越走越寬廣。當弗里德曼感嘆美國最發達的城市看上去已經不如北京、上海、大連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承認了我們這種非對稱優勢給美國和整個西方帶來的震撼。有了這樣的一個板塊，我們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競爭中，勝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們在航天、造船、機電、高鐵、汽車、建築、地鐵等領域內所形成的巨大國際競爭力與這種空間戰略布局是分不開的。
實際上，今天的發達國家也力求形成一種1+1大於2的經濟區域安排。歐盟在過去十年中擴大到27個成員國，把東歐相對落後的國家都拉了進來。如果用人均GDP來計算，東歐進來後歐盟反而窮了，東歐把歐盟的人均GDP拉下來不少。但歐盟把東歐拉進來，為的是增加競爭力，特別是獲得東歐相對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市場規模，形成一種歐洲內部的1+1大於2的局面。美國和加拿大拉上了人口大國墨西哥來建北美自由貿易區，也出於同一個道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現了市場飽和、人力成本過高這樣的問題，然後都想通過1+1的方法來解決。當然現在歐盟的1+1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1+1由於種種原因，均未達到他們預期的目標，反而造成很大的內耗，各方抱怨不少。反觀中國，其1+1大於2的局面早已改變了整個國家，並開始影響整個世界。中國能做到這個水平，歐洲和北美做不到，說到底就是因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內部的整合要比跨文明的整合容易得多。這一點我在下一章里再詳述。
談論「文明型國家」內部問題時，我們也要有一種「板塊概念」，這樣才容易對我們的問題準確定位。有些人總想用以偏概全的方法來否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問題無限誇大進而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其實，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中國出現的問題即使比美國多4倍也不足為奇（如果你認為美國是一個正常國家的話）。抓住中國出現的一些問題來否定中國整體的巨大進步是不明智的。比方說，就我自己實地觀察來看，上海的腐敗情況低於義大利，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於羅馬和紐約，上海、江蘇、浙江的治理水平明顯超過希臘，儘管希臘和義大利都算髮達國家，紐約也是發達國家的頂尖城市。這些成就很了不起，因為1個上海的規模等於2個希臘、3個瑞士；1個浙江省等於5個希臘；一個江蘇省等於7個希臘、10個比利時，我們整個發達板塊等於30來個中等歐洲國家之和，這麼大範圍內所取得的任何成績足以對中國國內其他地區產生示範效應，對整個世界產生震撼效應。換言之，採用板塊分析為的是更準確、更實事求是地把握和認識自己，從而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國家的未來。如果中國發達地區在很多地方可以比發達國家做得好，那麼中國其他地區也可以逐步趕上來，甚至後來居上，做得更好，今天的重慶和內蒙古就展示了這種勢頭。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鼓勵各個地方良性競爭，一個地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