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變化真快。
在相當長時間內，我們擔心外界的恐懼，不太願意使用「崛起」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迅速發展，但外界卻偏偏喜歡使用這個詞。頗有影響力的美國媒體檢測機構「全球語言觀察」於2009年末，對全球紙質媒體、電子媒體和互聯網進行檢索後發現：「中國崛起」竟是全球十年來最熱門的新聞主題，其被關注度超過美國的「9·11」和伊拉克戰爭。雖然這個機構檢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獻，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個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態度，但作為當今國際交流的主要語言，英文檢索也許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特別關注。
中國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年以來，中國的GDP增加了18倍，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還是按照官方匯率計算的。如果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一般認為中國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中國還於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過去三十年中，已有8 000多億美元外資投資在中國，中國成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2009年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達50%左右。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期間，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話，那麼在中國當今這場現代化大潮中，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可翻7倍。
十年前，美國媒體還在指責中國銀行系統壞賬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銀行資產排名前五席有三個都是中國的銀行。五年前，八國集團每年開經濟年會還能引來世界關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國集團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學者還在預測金融海嘯將導致中國大亂，但結果中國卻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並成了全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雖然外界大都認為中國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但國內不少人則心存疑慮，一些人甚至一聽到談中國崛起，就有抵觸情緒。2008年底，我赴印度講學，回國後在報上和網上發表題為「印度貧民窟帶來的震撼與思考」的文章，一位網友給我留言：為什麼要和印度比？為什麼不和東歐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訪問過華沙、布達佩斯，我感覺它們比上海落後至少十年。他又問：和華沙、布達佩斯比算什麼？為什麼不和紐約比？把中國大城市和紐約比，三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實，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寫過一篇這樣的比較文章。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之後途經上海返回紐約，他有感而發，寫了篇很有影響的評論，題為「中美這七年」，刊登在當年9月10日的《紐約時報》上。他寫道：
當我坐在鳥巢的座位上，欣賞閉幕式上數千名中國舞蹈演員、鼓手、歌手以及踩著高蹺的雜技演員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時，我不由得回想起過去這七年中美兩國的不同經歷：中國一直在忙於奧運會的準備工作，我們忙著對付基地組織；他們一直在建設更好的體育館、地鐵、機場、道路以及公園，而我們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屬探測器、悍馬軍車和無人駕駛偵察機……差異已經開始顯現。你可以比較一下紐約骯髒陳舊的拉瓜地亞機場和上海造型優美的國際機場。當你驅車前往曼哈頓時，你會發現一路上的基礎設施有多麼破敗不堪。
再體驗一下上海時速高達220英里的磁懸浮列車，它應用的是電磁推進技術，而不是普通的鋼輪和軌道，眨眼工夫，你已經抵達上海市區。然後捫心自問：究竟是誰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
他接著說：
你會發現這樣一個嶄新的事實：就技術發展水平而言，中國的富裕地區，特別是北京、上海以及大連這些城市的現代化地區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國更加先進。高樓大廈的建築風格更加有趣，無線網路技術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車更加便捷美觀。我再次重申，這一切並不是靠發現石油，而是通過充分發掘自身潛能得來的。
最後他不無憂心地感嘆：
我很不願意對我女兒說：你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弗里德曼可能對小布希太失望了，所以對小布希誤導下的美國把這麼多生命、資金和時間都浪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挫折感。畢竟在不少方面，中國大城市仍不如紐約。以上海為例，至少在金融業、公共文化空間和城市國際化程度等方面，上海與紐約還有距離，但在許多方面，上海確實走到紐約前面了，甚至遠遠地走在紐約前面了。在「硬體」方面，上海的機場、港口、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摩天大樓、商業繁華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紐約好。在「軟體」方面，上海的社會治安、嬰兒死亡率、人均預期壽命等重要指標也好於紐約，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數也高於紐約市民。
當然，有人會說我們的大城市確實很亮麗，但我們的城鄉差距很大，這個說法我是認同的。我們的城鄉差距大於所有發達國家，這也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們也不要一葉障目，因為發達國家歷史上都經歷過城鄉差距擴大的棘手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儘管我們農村的現狀離發達國家的標準還有不小的距離，但我們農村這些年發展亦很快，我們農村的總體水平明顯地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關於這一點，我下一章中再談。
有人說，中國腐敗問題這麼嚴重，怎麼能算崛起？中國腐敗情況確實比較嚴重，這是又一個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的大問題。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也是腐敗迅速滋生的時候。19世紀的英國議員席位是可以買賣的；美國那個時候的經濟主要掌控在史學家稱之為「強盜式貴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發家史；著名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資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中把當時的美國定性為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地方，腐敗猖獗，私人僱傭的「警察」可以任意處死罪犯，整個美國沒有歐洲意義上的政府，結果人人自危，人人自衛，美國家庭至今擁有槍支的傳統就始於那個時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特點也是大規模的官商勾結，今天日本許多大公司當年都是廉價賣給與政府有特殊關係者的。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個觀點：「不論是在哪一種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現代化進行得最激烈的階段最為嚴重。」為什麼一個國家現代化上升時期往往也是腐敗上升的時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家的法治水平和監管水平一時還跟不上，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大國崛起的陣痛，確實需要時日才能解決，而且即使解決了老的腐敗問題，還會出現新的腐敗問題。美國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敗」問題，華爾街的金融欺詐和監管套利令人髮指，禍害全世界。總之，反腐敗是個長期過程，最終我們還是需要通過法治建設、經濟和教育的發展等，才能從源頭上和制度上決定性地減少腐敗。
從橫向比較來看，無論從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還是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與中國可比較的（如人口在5 000萬以上）發展中國家和過渡經濟國家腐敗程度都高於中國，儘管這些國家都採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俄羅斯等，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裡的很多非洲所謂的民主國家了。
中國環境污染得這麼厲害，能算崛起么？環境保護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但我們不要太悲觀。歷史上，歐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國還要嚴重，倫敦在1952年曾出現過一周內4 000多人死於煤煙污染；歐洲的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連游泳都不行。但後來歐洲通過大規模的生態治理，還是走到了世界環保的前列。中國只要下決心治理，可以後來居上。其實，西方現在也開始發現中國模式在環保領域內的優勢：中國模式的特點之一是一旦認清了目標，其行動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几年間，中國在風能、太陽能、電動汽車等領域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國的貧富差距這麼大，基尼係數達到了0.45，甚至0.47，這能算崛起么？中國貧富差距確實比過去要擴大了很多，這是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的棘手問題，因為除了貧富差距本身擴大外，我們國家還有很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所以這個問題要處理好，否則中國的發展可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