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傷這段期間，姜山付出了很多。
說得再公平點，其實姜山一直為我付出很多。我是個情緒波動非常大的人，當局面失控時就忍不住會發脾氣，久而久之，跟姜山發脾氣成了我一種固定的宣洩方式。說起來我覺得自己也挺慫的——不敢和外人多說，有了脾氣就去找老公翻臉。換了別人，也許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計前嫌一直忍著我。我聽朋友說，這叫「窩裡橫」，很多人都這樣，這說明他是「自己人」。這讓我感到欣慰了一點。
在我們都是職業球員的時候，我們的關係非常正常，兩人各司其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復出後我一心想打出好成績。姜山便主動承擔了「保姆」的責任，為我處理許多我不擅長的事務——我不會說話，不通人情世故，情緒上來的時候像個孩子，姜山一邊像「保姆」一樣幫我打掃戰場，一邊教我學會適應環境、學會成長。有時我囂張得過分了，他就不吭聲了，過後我覺出不妥，再去主動找他言歸於好。我們的關係像是親人，長久生活在一起，激情雖然退去了，留下來的卻是骨肉相連的親情。
從我們開始談戀愛一直到現在，他是我最依賴的人。小的時候，你受到了驚嚇或傷害，第一反應是轉向父母尋求幫助，長大了，就必須學會自立。如果不幸時時站在風口浪尖上，更要做好「打掉門牙和血吞，回頭還得謝謝大家關心捧場」的精神準備。我是個簡單的人，不善言辭，不懂交際，我僅有的一點社會經驗都是無數次在現實的門檻上磕得頭破血流後學習到的。如果不是打得一手好網球，我不敢想像自己會落到何等境地。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上天把姜山送給了我，他給我足夠的安全感。當我遭遇負面情緒的時候，我有一個人可以依賴，有一個人可以傾訴，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小時候，我爸爸媽媽感情非常好，我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非常嚮往婚姻，18歲和姜山在一起後，我的世界裡就幾乎只有他一個人。退役那兩年，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麻將，我可以坐在他身邊一個晚上不說一句話，只是安靜地陪著他。許多人都覺得不可置信：李娜怎麼會是這樣的人？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但這是事實。我是雙魚座，AB血型，許多複雜和矛盾的性格都集中在我身上。
姜山說過，他最欣賞我的一點，是我能夠正視現實，能去打破很多界限。我們中國人習慣保護自己的面子，習慣尋找各種各樣的借口開脫。其他方面我們不了解，以體育界來說，很多地方我們做得不好，大家就會說：這是因為我們亞洲人的體質差，和西方人不能比啊。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很多時候，說這些話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身體素質能夠達到一個什麼程度。
夫妻相處的日子久了，許多特點和小習慣、小毛病都會感染到對方。我一焦慮就會啃指甲。他從不這樣。可是照顧我那段時間，他忙前忙後幫我聯繫手術事宜，手術後，我發現他的指甲也變得光禿禿的了——自己啃的。姜山是個深沉厚重的男人，他不會把壓力轉嫁給別人，只會選擇自己承擔。
從2007年到2008年，我一直被傷痛折磨，好容易等到肋骨的傷養得差不多了，膝蓋又出現了問題。
膝蓋積水，是很常見的運動損傷，許多知名運動員都深受其苦。對於普通人來說，只要積極進行針灸、按摩、中藥、理療等治療，避免過度勞累，就可以獲得療效。而對幾乎每周都征戰於各個賽場的我來說，運動疲勞會加重傷勢，恢複起來也不太容易，想要根治，只有在不參加比賽的情況下，通過科學合理的計畫，加上精確的治療，才能慢慢好起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自己的膝蓋有問題，2008年1月份，在澳洲打比賽的時候我就感到膝蓋不對勁了，賽會醫生診斷後說我軟骨磨損，膝蓋積水，幫我往外抽了一部分積液。我問他：如果做手術治療膝蓋積水的話，哪兒的條件最好？醫生告訴我澳大利亞就不錯，但德國的康復是全球最好的。
當時我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的，一直有比賽，我總覺得自己還能堅持，膝蓋的事情也就拋在了腦後。每天吃點消腫的葯，然後繼續去訓練、比賽，就這樣一直拖延。3月份，我飛到美國去參加在印第安維爾斯和邁阿密舉辦的世界巡迴賽。印第安維爾斯的組委會為了了解運動員身體狀況，給每個人都安排了一次全身體檢。當醫生檢查到我的膝蓋的時候，我發現有些動作自己已經完全做不了了。
醫生語氣嚴厲地告訴我：「你已經不能打球了。」為了讓我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他打了個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數字來標識膝蓋受損程度，我現在已經到了7的位置。他說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球員在這種情況下還堅持打球，作為賽會醫生，他有義務向組委會說明情況。
這位美國醫生說到做到，當下就開了一張單子交給組委會讓我立刻停止訓練和比賽。當時中國隊是蔣宏偉主教練帶著的，我自己不能做主停賽，就把蔣教練找去商量對策。蔣教練和醫生溝通了一次，決定讓我回國休養，放棄那次比賽。
我心裡對這位美國醫生有點感激，也向他諮詢過去哪裡做手術最好，他的答案和澳洲醫生大同小異：手術在哪兒做都差不多，美國也可以做，但德國的康復做得最好。
既然大家眾口一詞地說德國的康復做得好，我就決定去德國做手術。姜山立刻安排了機票，帶著我從美國直接飛往德國。
我們馬不停蹄地找住處、找醫院、安排手術，一切進程都很順利，終於，我的醫生告訴我：第二天就可以安排手術了。我的一顆心這才放下來。
可就在這個時候，國家隊方面忽然傳來消息：手術必須暫停！
暫停的原因是：這時距離奧運會只有5個月了，隊里的領導擔心我手術後不能及時恢複，影響比賽，因此對我的手術持疑慮的態度。他們要求醫生寫一份報告，將手術需要的時間、術後多久可以下地行走、需要多久才可以恢複訓練的問題都寫清楚。
醫生於是寫了一封長信，將所有這些問題都列表說明，並寄給了我的領導們。但國內方面對這封信的內容表示懷疑，他們認為醫生給出的時間太短，我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完成全部治療和恢複，因此，他們要求我先不要做手術，立刻回國。
事已至此，我只好對醫生說抱歉，我得服從紀律回國。
醫生說沒關係，他能夠了解我的處境，需要他的話，他可以隨時給予我力所能及的幫助。
我記得那天是3月21日，我們當晚就買機票回國。回國後，就接受了國內的專家會診。第三天，結果出來了，我的領導們也都在場。會診結果是：建議保守治療，等到打完奧運會再做手術，但決定權還是在我的手上。
既然是讓我自己拿主意，我就得把情況問清楚了，我問專家們：保守治療是什麼樣的治療方法？訓練時能不能上運動量？
一個運動員如果訓練時不能上運動量，那訓練也就失去意義了。對我的問題，專家組給的答案很模糊，沒有人可以提出一個準確的說法。這就等於說，在「保守治療」的同時，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今天身體會是一個怎樣的狀況，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分力去訓練，更不知道自己到了奧運會開賽時身體狀況是否能承擔比賽的壓力，一切都是未知數。我能不能在「保守治療」的條件下堅持到奧運會，誰也給不了我準確答案。
我向來是個喜歡乾脆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讓我在那兒懸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比傷病本身還讓我難受。
相比之下，德國大夫那份有著準確數據的手術計畫顯得可靠多了，與其提心弔膽地煎熬5個月去等待一個未知的結果，還不如痛痛快快給自己一個了斷。我決定放手一搏，自己給自己做一回主。我告訴領導：我決定了，接受手術。
我訂好機票，辦好籤證，和等待我的醫生通了消息。3月30日，我再次飛回慕尼黑的醫院。
31日早上8點，手術開始。這場延遲了10天的手術，終於可以進行了。
這件事讓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氣發作，再次出國時，並沒有人硬生生攔住我，可能也是沒人敢承擔這個責任。出國治療是我自己做的選擇。萬一德國那邊的手術失敗，或是康復出了問題，他們可以推到我頭上——「我們建議保守治療，是李娜自己不願意接受」。
更可氣的是奧運會期間我的成績還可以，當時開會的人中還有人表態，說是他鼓勵李娜做的手術。唉，怎麼說呢？要是我成績不好，您肯定也會說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術」吧？
給我做手術的德國大夫叫艾瑞克·倫貝克（Erick Rembeck），他以前曾經擔任過慕尼黑1860隊的隊醫、網球戴維斯杯德國隊的隊醫。我們的外籍教練托馬斯向我推薦了他。艾瑞克又給我介紹了一位優秀的體能教練——哈納斯·韋伯（Johannes Wieber），他們兩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