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人叫穗子，我曉得回頭那年，我兩歲。
把下巴頦壓在桌沿，在無線電里聽戲，我五歲，然後我就會「唉」的一聲嘆氣。
一天我從外面跑回家，一根辮子齊根給人剪了。「給誰剪掉了？！」外婆問。我說：「革命小將！」我又說：「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對面樓的和平鴿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鴿一隻鴿蛋那麼大，要是那和平鴿下蛋的話）跳下來了。」
「你也去看了？難怪人家革命小將捉住你剪你小辮子！」外婆說。她拎著剩下的那根辮子，不知拿它怎麼辦。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見李叔叔給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來了。大家說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營養好，營養好』。大家都說自殺是『活該』。」我從許許多多的腿看進去，看見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學大家那樣白白眼睛說：「活該！」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裡難過，這樣講個「活該」，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聽，我跟你講的這個故事裡，你再也不會聽見「李叔叔」了。
把門牙閉緊，再拿舌尖去頂，嘴唇一放開，就說出個「自殺」來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講出這兩個字。那年我八歲。
外婆去世我九歲。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有時鄰居跑來偷看我爸，看他怎麼會自己和自己講三小時的話。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講話，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雞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會兒。鄰居們慢慢就習慣了，不來偷聽爸對著我這樣一團死靜的空氣講話了。
頭次跟韋志遠談話是外婆去世後。他是老門房的兒子。老門房退休了，就從鄉下換來了這個韋志遠。韋志遠跟他爸一點都不像，從不站在院子當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電話！邱振挂號信！」韋志遠總是跑到人家門口，指頭彈彈門，人家門一開他就滿臉通紅地說：「電話電話！」
我心裡的秘密是韋志遠的英俊。我絕不跟人家透露這個秘密，絕不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好看，讓大家覺得他丑。別人說他又呆又蠢又鬥雞眼，我就哼哼地冷笑。當然「哼哼」是不響的，只在我心裡。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個人看得見韋志遠的模樣。
韋志遠天天坐在他爸那張破板凳上看書。有人走進走出，他眼睛稍微從書上抬起一點，看看那些腳就曉得是誰走過了。有時看見一大串穿假解放軍黃膠鞋的腳「噗嗒噗嗒」地跑來了，只只腳都跑得冒煙，他就飛快把眼睛落下來，落得很低，眼皮全關閉了。等那些冒黃煙的腳跑遠了，他趕快去看他們那些脊樑，看那些穿假軍裝的脊樑衝進誰家了，拖出誰來了。韋志遠有數，誰給拖出去就沒回來了。
我走過去走過來，韋志遠也是從我的腳認得我的。他認得我這雙鞋：底子翹在上面，幫子給踩在下面。有一天韋志遠看到我這雙滾蹄子鞋（外婆的話）站在他眼前，不動了。
「韋志遠。」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說：「穗子，你爸給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沒拿，給賀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賀家一瓶。」
「韋志遠，你看什麼書？」我問他。
他說：「你媽也不給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書的封面亮給我看。書沒封面。他看的書從來沒有封面，封面給剝乾淨了，連書脊背上的字也沒剩半個。書這下就成了沒名沒姓沒戶口的東西。在我們這裡住，連黃狗都有名有姓有戶口。朱阿姨反動，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賊似的，順牆根的黑影子溜，最後還是給人綁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樣遊街出風頭。沒名沒姓沒戶口就什麼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麼辦了。現在我們這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書了，書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資產階級還是封建主義，反黨還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員，就不會給打倒。誰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誰也不想拖我爸去關「牛棚」，大家拖的是寫劇本的邱振。韋志遠去掉所有書的名字，書就不是它們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讀的這些不是書的玩意兒叫什麼玩意兒，該拿他怎麼辦，所以我們大家鬧革命，只有韋志遠安安穩穩讀他手裡誰也看不清叫不明的東西。
「哎，韋志遠。」
我這樣很乖地叫他，讓他從我的「滾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紅方格褲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兩隻手上長著花花綠綠的凍瘡。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鍋巴閃閃發亮。然後他看到我再也長不齊的頭髮，跟綁強盜一樣狠狠綁出兩個鬏鬏。我看見他眼睛像瞎子一樣軟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驢那樣長，鬥雞眼是鬥雞眼，不過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時候也鬥雞眼。
我沒話跟他說。他也沒話跟我說。
其實我天天都想跟他說：「韋志遠，你等我長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渾身發熱就像突然過夏天了。他看見我笑的時候嘴裡缺兩顆門牙。我曉得自己缺門牙是很有風度的。
這麼近了，我看得見他書上的字。全是戲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倉」。現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劃什麼了。他在劃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煙、咯咯笑都有板眼。韋志遠的兩個手指頭還並得齊齊的，放在腿上。那條灰燈芯絨褲子有塊地方絨全禿了，給他手指頭劃板眼劃禿了。
我嘆一口挺深的氣。
原來還有另一個人喜歡朱阿姨唱過的戲文。
這時一個小老頭進來，肩膀上背一根繩子，繩子拴一輛平板車。一會兒小老頭出去，他平板車上會堆滿廢紙。我們這個地方永遠有許多廢紙，因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這裡。過去作家寫書、寫劇，現在寫認罪書、檢討書、檢舉書，所以寫出許多廢紙來。穿假軍裝的革命小將也一會兒來一趟，往貼滿紙的牆上再糊一層標語、大字報。我們這個作家大樓原先是紅磚的，現在一塊紅磚也看不見了，糊滿了紙。風一吹，整個樓「嚓喇喇喇」響；一下雨，滿樓亂淌墨汁，人不能從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頭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將來了，前一批剛貼的大字報就成了廢紙，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鮮，更新鮮的糨糊就刷上來了。等到這小老頭一來，誰的紙都是廢紙。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雙腳一蹦，「嘶啦啦啦！」
韋志遠的爸老門房一般不準這小老頭進來。有時小老頭連人帶車都給攆出去很遠了，老門房還要跑著再攆一段路。韋志遠誰進來他也不攆——賣醬油的，收購雞毛鴨毛的，補鍋釘鞋掌的，牙膏皮換糯米糖的，都可以邊走邊唱就進了這扇作家協會大門。
小老頭很快就拉一車白花花的廢紙出來了。要不是這小老頭，我們大家早讓白花花的紙淹死了也說不定。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後面去了。韋志遠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邊。外婆說那是大躍進蓋的豬圈，作家要自己養豬。豬給吃光了，就把豬圈蓋成了宿舍。
小老頭把拿不了的紙都堆在韋志遠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紙上壓幾塊韋志遠的煤餅，風吹不走。
我在同韋志遠談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著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們這裡。她小孩的第三個爸爸是我們這兒的副主席。我們這兒剛鬧「文革」他就給革命小將不知拖到哪兒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長辮子，省得大家給她剪。我那一回給爸爸帶到春節聯歡晚會上，一個又瘦又高的女人走過來，講話飛眉飛眼的，頭後面有個大蜂窩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動了！她是名聲很響的朱依錦。她名聲太響了，所以我們這些鄰居從來見不到她的。她手裡夾著香煙，跟我想像的名演員一模一樣。她笑的時候露出長長的兩排牙齒，每顆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從來不洗的茶缸子裡面的顏色。她跟男的講話，老要說：「哎喲你氣死我了！」然後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臉上似的，大家看著她那條看不見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講話也那樣，先看看我說：「老邱你的千金啊，這麼嗲！哎喲你氣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駕了雲霧，給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樣，認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麼舞著水袖走遠了，一雙腳大大的，走起來倒像完全沒有腳，乘船一樣。
下一個春節晚會我又見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東倒西歪地唱《貴妃醉酒》。那一段戲文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來。
最後一次見朱阿姨，我在大門口看批鬥會。臨時搭的舞台太小，被批鬥的人只好輪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樣，拚命往蹲在那裡等著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邊擠。一個男小將推我一把：「擠什麼你？」
我還擠。看見一隊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隊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見朱阿姨在哪裡。人戴了這種白紙紮的高帽子怎麼都一模一樣了？
男小將一隻大手過來，提起我的棉衣後背，像我們逮蜻蜓那樣。我雙腳懸起，使勁地亂刨空氣。
「就你搗亂！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來這一下，可算看見朱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