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海、陸兩途交通的空前發展，唐代政府又以恢宏的氣度對外來文化採取包容廣蓄的開明態度，因而大大刺激了中國同西方各族人民的交往與交流。同時，盛極一時的阿拉伯帝國對於中國文化也十分傾倒，採取了積極吸收的態度。據說伊斯蘭教創始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說過：「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曼蘇爾決定在巴格達建立新的都城時也曾說過：「這裡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們和遙遠的中國聯繫起來。」
這樣，不少中國商人、使者，和來自穆斯林世界乃至更遠地方的西方商人、使者乘著巨大的海船、或騎著「沙漠之舟」——駱駝，在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上，絡繹往還，相望於道。
人員的交往，是兩種文明或文化之間交流的一個重要前提。在唐代，來華的西方各族人員，人數眾多，規模空前。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就居住著來自歐、亞各地的僑民，成為古代的世界大都會。開通的社會風氣，使當時長安人的服飾都受到西方的影響。婦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頭戴步搖(一種流行於薩珊波斯的耳環)，男子漢「著胡帽」，更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沿海和內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著越來越多的來自西方的客商。
8世紀中葉以後，海路的重要性逐漸超過陸路。來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匯聚在廣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洛陽、長安的交通要衝，如洪州等地，也可見到不少阿拉伯與波斯的僑民。由於各種有利的條件，僑居、甚至定居中國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萬計。公元760年，在揚州發生的一次變亂中，遇難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數千人；黃巢起義軍攻陷廣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難者12萬人，一說達20萬人。這些數字雖或有誇張，卻仍反映出來華外商之眾。從西方來華的外國人當中，自然以商賈為主，如8世紀中葉前後來華從事沉香木貿易的阿卜·烏拜達，八九世紀之交來華作中間商的納札爾·本·麥伊蒙等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外商。公元915年，定居在巴士拉的西拉夫人阿卜·扎伊德編寫了一份見聞錄，其中特別記載了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巴士里的人士的經歷。這位伊本·瓦哈卜·巴士里於公元870年從故鄉巴士拉啟程，乘海舶來到廣州，然後前往長安，向唐僖宗介紹了阿拉伯的情況，並帶回有關長安和中國的見聞。與商人同時來華的，還有一些學者和宗教人士。如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瓦西格曾派遣譯員薩拉姆、著名學者穆罕默德·花拉子米東來；阿拉伯征服薩珊王朝的統帥賽義德·本·艾比·斡葛斯(中文記載稱旺各斯或宛各斯)也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國，死後葬在廣州；又如，先知的門徒中有四大賢人，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間，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今泉州東南郊外靈山「聖墓」，所葬就是三賢四賢。這些文化素養較高的人訪問中國，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無疑是一個十分積極的因素。
關於唐代中國人前往西方、客居異國的情況，史書上記載很少。只有一次非常情況被記錄下來。這就是發生在公元751年的怛邏斯之役。阿拔斯王朝的呼羅珊(今伊朗東部)總督阿卜·穆斯林和中國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分別應中亞地方王公的請求而出兵怛邏斯，唐軍因葛邏祿部的倒戈而戰敗。戰後，大批被俘的唐朝士兵被送往阿拉伯，其中許多人是熟練的手工業者，如畫匠京兆人樊淑、劉泚〔ci此〕，織匠河東人樂隈、呂禮等等。這些人客居阿拉伯，甚至娶妻生子，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強迫移民。戰俘中有一位名叫杜環的青年人，因機緣湊巧，遊歷了西亞、北非地區，最後輾轉返回故鄉，並撰寫了一部《經行記》。可惜這部著作已經失傳，只有一小部分被他的叔父、我國古代著名學者杜佑編入《通典》，成為我國古代人親歷西亞、北非的寶貴資料。
怛邏斯之戰，只是中國和阿拉伯關係史上的一個插曲。戰後，雙方迅速恢複了和平、友好的往來。唐朝接待阿拉伯使節的記錄，一直持續到8世紀末，直到大唐帝國從鼎盛轉向衰微。
大量人員的交往，繁忙的經濟交流，便利的交通條件，以及雙邊開明的政策，終於將中西文化交流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沿著絲綢之路西去的中國貨物當中，絲織品自然仍然占重要地位。唐代絲織技術非常高超，產品名目繁多。錦、綉、綾、絁〔shi施〕、綢、絹等織品花紋絢麗、織工繁縟。同時還發展了蠟纈〔xie協〕、夾纈、絞纈、拓印的新式印染工藝，在印染方面開闢了新的天地。紗、羅、綾、綢等優質絲織品，一方面通過中國與巴格達之間的官方經濟往來，流向西方。同時更有一些絲織品由中國海外貿易商和阿拉伯商人直接從中國運到巴格達等地，再向西方流傳。不過，自唐代以後，中國絲文化西傳，更多地表現為絲織技術的西傳。早在6世紀，中國的絲織技術就傳入拜占庭帝國，並從那裡傳到伯羅奔尼撒地區。怛邏斯戰役之後，被俘唐軍士兵中的絲匠和絡匠被送到阿拉伯地區，進一步促進了那裡絲織技藝的提高。製造錦緞等高級絲織品的手工業在西亞地區迅速發展起來。在今天敘利亞、伊拉克等地的許多城市，都辦起了工藝高超的作坊，織造色澤鮮艷的錦緞、壁毯，等等。阿拉伯地區的絲織物幾乎壟斷了9世紀以後的歐洲市場，以致歐洲人把產自大馬士革的金線刺繡的綢緞叫作「大馬士克」，而將產自巴格達城阿塔卜區的條紋絹稱「阿塔比」。此後，絲織技術還由阿拉伯人傳入西班牙和西西里，並從西西里島向歐洲各地傳播。
從唐代開始，瓷器在中國對外輸出中，逐漸成為大宗貨物。陶瓷文化西傳，也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十分喜愛中國瓷器。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丹吉爾在其著作《中印遊記》中，記述了他在廣州親眼見到有大批待運的瓷器，準備從海上輸往印度洋各國。他對質地細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國瓷器大加讚揚說：「中國人能用陶土作器，透明如玻璃。裡面注酒，外面可見。」蘇萊曼不但欽慕中國瓷器的精美，而且注意到瓷器的製造方法。
自唐代開始，海上絲綢古道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實際上已成為海上絲瓷之路。這條海上商道，從中國的揚州、明州和廣州出發，向西跨越南海和印度洋，一直到達東非沿海諸城邦與北非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從那裡進入地中海地區。
唐代的青瓷、白瓷和彩繪瓷器都曾遠銷西方阿拉伯乃至地中海世界。青瓷以浙江越州(今餘姚)為主，黃褐釉瓷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見長，而長沙銅官窯的斑彩更是別具一格。所有這些瓷器在西傳過程中都大受歡迎。例如，公元786—806年在位的哈里發哈侖·拉施德統治期間，暴虐的呼羅珊總督阿里·本·愛薛極力搜刮聚斂。他向哈里發貢獻的各種金銀財寶當中，除了2000件精美的瓷器之外，還有哈里發宮廷里從未見過的20件(一說200件)「中國天子御用的瓷器」，如碗、杯、盞，等等。波斯人把瓷器的原料高嶺土稱作中國土，瓷器叫作「天朝」，後來乾脆稱為「中國」。這個名詞在晚唐時期伴隨著華瓷大量輸入埃及，變成了阿拉伯語中通用的名詞。
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國的紙和造紙術的西傳。紙是中國的偉大發明之一。公元5世紀初，已經沿絲綢古道西傳到新疆。最晚在6世紀，新疆已經有了當地自造的紙。大約在7世紀，造紙術已從新疆外傳到中亞地區的撒馬爾罕。同樣在怛邏斯之戰以後，中國戰俘中的造紙工匠在撒馬爾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家造紙作坊。隨著阿拉伯帝國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昌盛，文化事業也發展起來，因此在阿拔斯王朝時期，紙的使用與製作大大推廣開來。公元794年，按照撒馬爾罕的模式在帝國首都巴格達開辦了一座造紙工場。此後，在大馬士革、葉門等許多地方都辦起了紙坊。大馬士革在此後好幾百年的時間裡都是向歐洲供應紙張的主要產地。造紙術大約在9世紀末傳入埃及。到了10世紀末，埃及本地造紙場生產的紙張已經取代了埃及人數千年來傳統使用的紙草紙。一封寫於9世紀末埃及的信，在結尾處特別註明：「用紙草紙書寫，請原諒。」其實，這封信是寫在一張質地最好的紙草紙上的，而寫信的人仍然在為自己沒有用紙書寫而特地致歉。這說明當時紙張已經成為時興的書牘材料。到了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十分驚異地記載了他在埃及見到的情況，在開羅，「賣菜和香菜的小販，都隨備紙張，把任何賣出的東西，都用紙包裹」。可見，由於巨大數量的生產，紙張不僅已經成為埃及人民普遍的書寫材料，而且已經變成具有多種使用價值，在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公元12世紀時，造紙術由埃及西傳摩洛哥，並從那裡傳入西班牙、義大利等歐洲國家。
由於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薩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國都是有著高度古代文明的國家，所以它們在同中國交往時，能夠將自己多姿多彩的文化沿著絲綢古道輸送到中國來。例如，在雕刻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