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到奴隸社會初期，商業也與農業和手工業相分離，成為獨立的社會分工部門。到了商朝，中國古代工商業已有一定發展，既有專門從事手工業勞動的手工業者，也有專門從事買賣活動的商人。但在奴隸制時代，工商業主要為奴隸主貴族所經營，「工商食官」，手工業勞動者和商業勞動者都為官府所豢養，是奴隸制國家的手工業奴隸和商業奴隸。由於工商業主要為奴隸制國家經營，直接為統治階級的奢侈生活服務，贏利直接為國家所得，所以當時國家對工商業並不徵稅。後來私人工商業有所發展，國家對私人工商業即加以管理，如在來往關卡和市場上對經商人員和商品加以檢查等等，但起初也不徵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傳為美談的「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禮記·王制》)。廛，指空地；譏，是檢查、盤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官府在市場上給商人以空地儲存貨物，但不對商品徵稅；關卡上也只檢查不徵稅。到西周后期，官府工商業逐漸衰落，私人工商業日益發展，工商業者的利潤收入和財富積累已相當可觀，甚至勝過農人，因而逐漸成為國家的徵稅對象。戰國中期著名思想家孟軻關於古代商稅的起源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遠古的時候，市是交易場所，由國家命官治理，原先並不課稅。但有些唯利是圖的商人，總是站到市場的高處，左右探望，觀測行情，時刻企圖把市場上一切有利的買賣都壟斷到自己手裡，人們都認為這是一種卑賤的行為，所以開始對商人徵稅。孟軻關於商稅起源的這種說法雖然不足為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商利潤增多，因而引起了國家的重視，成為稅收的對象。古人所說的商，不僅指商人，有時也包括手工業者。因為手工業者所從事的生產也是商品生產。他們經常親自去市場出賣自己的產品，買進原料，他們的手工業生產活動往往和商業活動結合在一起。因此，古人所說的商賈，往往也包括手工業者在內。據《周禮》記載，西周已開始征關市之稅和山澤之稅。商人經過設於道路要隘和諸侯國界的關卡，要收關稅，由司關專門掌管收稅事宜。商人如果企圖不通過關卡，逃避關稅，貨物將被沒收，本人也要受到懲罰。進入市場進行交易，要收各種市稅，如攤點稅、房屋稅、場地稅、倉庫稅等，由廛人具體負責市稅徵收工作。手工業者和商人開發山林川澤資源，如魚、鹽、木材、皮毛、齒角等，則要征山澤稅。關市稅的收入專門用來供應天子的飲食和衣服費用，山澤稅收入則專門用來辦理國家喪葬事宜。工商業成為國家稅收來源，是社會經濟發展，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地位、作用增長的表現，同時也說明國家財政開支較前更為巨大，僅靠土地稅已經不能滿足國家機器的需要了。
春秋時期，由於諸侯爭霸，國家分裂，工商稅的徵收情況也不統一。不同諸侯國，或同一諸侯國在不同時期，工商稅政策都不相同。例如，鄭國就實行比較自由的工商業政策，對商人的買賣活動國家不予過問。齊國在齊桓公統治時期(公元前685—前643年)，為了促進工商業發展，在同鄰國之間，曾一度實行「關譏而不征」的政策。稍後稱霸諸侯的晉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也曾採取「輕關易道」的政策，即減輕關稅，修治道路，以利商業發展。魯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大夫臧文仲在魯國境內設六關以徵稅，後來曾遭到孔子的批評，認為這是不仁行為。但到春秋末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各國商稅都在加重。例如齊國在齊景公時期(公元前547—前490年)，就在臨近國都的關卡上對客商橫徵暴斂，成為齊國奴隸主政權不得人心的一條重要原因。晉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曾自稱，他門下的2000食客，就是靠每天收取都城的市稅來供養的。市稅一天的收入可供養2000人，可見其數量之巨：「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韓詩外傳》卷六)
戰國時期同春秋時期一樣，諸侯爭霸，各國工商稅政策仍極不統一。工商稅隨各國財政開支的不斷增加而日趨沉重。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國變法。他認為，農業生產糧食布帛，是富國強兵的主要經濟部門，是國家的本業，而工商業不生產粟帛，而且影響農業生產，因而是末業。國家要富強，必須大力加強農業生產，而限制工商業活動，推行重本抑末政策。重征工商稅，則是實現重本抑末的一項重要措施。他要求「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重關市之賦」(《商君書·墾令》)，商人通過關卡和入市交易，都要實行重征。山澤產品也不準商人自由開發，由國家統一控制和管理，向開發採集山澤產品的工商業者和百姓「收山澤之稅」(《鹽鐵論·非鞅》)，數量是以前的20倍，可見其稅額之高。商人的徭役也在加重。商人不僅其全家人口都要服役，他們僱傭的奴僕也必須依名冊應役。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曾將商人和罪犯一樣對待，送到邊關屯戍，服兵役。後來又把父母或祖父母曾經是商人的也遣送戍邊。這種歧視商人的賦役政策，是商鞅變法以來所實行的抑商政策的繼承和發展。秦自商鞅變法以後，重征商稅主要是貫徹寓禁於徵的原則，目的是減少國家經商人數，以保證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需要，這是封建國家重征商稅的主要出發點。新生的封建統治階級把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主要放在農業生產上。重征商稅，抑制工商業的過分膨脹，就可以保證封建財政的基礎——農業的充分發展。
西漢初年，對商人仍「重租稅以困辱之」(《史記·平準書》)，實行重征商稅以抑商的政策。例如，商人的算賦就比一般百姓增加一倍。普通百姓的算賦為120錢，商人則為240錢。西漢時城市商業活動仍在特定的商業區「市」內進行。凡長期固定地在市場內營業、利用官府在市場內設置的房舍、店鋪和貨場的商人，都要向官府登記，列入「市籍」，商人取得「市籍」所交的場屋稅和按交易額與一定比率計算出來的交易稅，統稱「市稅」或「市租」。漢代市稅也很高，臨淄居民10萬戶，每天市稅收入高達千金。在當時經濟尚不十分繁榮的情況下，這是很重的市稅。漢初征商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抑商，通過重征商稅以減少經商之利，防止百姓棄農經商，背本趨末。商稅仍然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項目。山澤、關市之稅不列入國家財政，而歸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屬於皇室收入和解決封君的奉養之需。
從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開始，工商稅在封建國家財政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重征商稅，在抑商的意圖之外，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開始成為封建政權的主要動機。漢惠帝、高後時期(公元前194—前180年)，為了恢複和發展經濟，雖然在政治上對商人仍採取壓制政策，但對商人經營活動的限制曾有所放鬆：「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弛商賈之律」的內容主要是「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史記·貨殖列傳》)，即關卡允許商人自由通行；山澤資源，商人可自由採購，開發；煮鹽、冶鐵、鑄錢，私人均可自由經營，國家不加限制。再加上當時國家統一，政治穩定，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商業都會大量湧現，家累千金、萬金，富甲一鄉、一縣、一郡的富商大賈不可勝數，出現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記·貨殖列傳》)的商業大發展景象。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等外族侵略勢力大規模用兵，軍費、賞賜等開支巨大，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賈聚集大量財富，卻不肯響應國家要求自動捐資以助國家之急。因此，漢王朝決定對工商業者開徵幾項新稅，以解決國家急需。一是頒布算緡令，征緡錢稅。緡是穿錢的絲繩，1000錢為一緡，算緡就是征財產稅。在算緡令頒布之前，漢朝廷對財產在三萬錢以上者已經徵收財產稅，稱「貲算」或「算貲」，一般人萬錢一算(一算為120錢)，稅率為1.2%。商人「貲算」較重，每千錢征20錢，稅率為2%。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御史大夫張湯等建議「算諸賈人、末作、貰〔shi世〕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史記·平準書》)，即對商人、手工業作坊主、高利貸者及其他囤積居奇、謀取盈利者征緡錢稅。讓他們自己如實向政府申報錢財數額，經官府核驗，按率納稅。對商人、高利貸者、囤積居奇者，每2000錢納稅一算，稅率為6%。手工業作坊主和金屬冶煉者，4000錢納一算，稅率為3%。凡隱匿財產不報，或報價與實數不符，一旦被人告發，要沒收其全部財產，一半歸公，一半賞告者，並罰被告者到邊防服役一年，這就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頒布的著名的「告緡令」。告緡令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停止執行；實施期間，富商大賈幾乎都遭告發，中產以上的商賈大部分破產，給了富商大賈以沉重的打擊。國家因此得商賈「財物以億計」(《漢書·食貨志》